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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与借鉴：中西政治认同同向影响因子探论 　　摘 要：政治认同是现代性产物，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认同命题在中西都有不同程度的凸显，寻求中西政治认同影响因子的共性，是借鉴西方文化有利因素以应对我国政治认同问题的必要基础。从历史与现代相结合角度审视政治认同的影响因子，可以看出，个体发展从束缚到脱嵌、群体边界从封闭到开放、共识样态从传统绝对到有差异基础乃是当前中西政治认同的同向影响因子。 　　关键词：现代性；政治认同；中西比较；同向影响因子；借鉴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2-0041-04 　　政治认同是现代性产物，在中西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认同命题都有不同程度的凸显，综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对政治认同的研究，在西方相关资源层面或是“拿来主义”或是“剔除主义”，而对中西政治认同影响因子的共性和差异性则甚少关注。寻求中西政治认同影响因子的共性，是借鉴西方文化有利因素以应对我国政治认同问题的必要基础。本文从政治认同的三个界面即个人特性的自我确证、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层面审视政治认同的影响因子，论证个体发展从束缚到脱嵌、群体边界从封闭到开放、共识样态从传统绝对到有差异基础乃是当前中西政治认同的同向影响因子。 　　一、个体发展：从束缚到脱嵌的趋同 　　现代性一定程度上是“被某些因素如个体化和发展主义所型构的一种身份空间或多种身份领域”，[1]个体从社会中脱嵌，进入“‘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2] 　　揆诸西方个体化的过程，从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个体的主体性原则在西方思想史中最终确立。然而从古希腊直至中世纪时期，在城邦奴隶制与神学禁锢下个体性并没有真正彰显，而是蜷缩在绝对权力的罅隙中寻求生存。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洗礼后，“上帝”死了，“国王”也死了，绝对的神学权威的颠覆破解了其对人禁锢的“魔咒”，在“人”的复归中，个体迈向了“主体性的黎明”。用埃利亚斯的话说，就是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3]个体化进程隐喻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隐喻着城乡分割的樊篱冲破、隐喻着个体摆脱传统的桎梏、隐喻着人的解放与社会发展，个体在经历绝对权力下的蜷缩到自我的张扬，再到后个体时代的焦虑，是西方个体化进程的经典提炼。 　　纵观西方个体发展的历程，大致呈现如下表征：一是个体与社会发展的大致同步性。从古希腊、中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的自由、平等、能力得到了释放与发展，个体首先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社会关系中的人、社会发展的人，个体与社会发展呈现大致同步性。二是个体自我特性确证与社会结构分化的相联性。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叠时期，在附魅性与混沌性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个体的自我特性是受规约的，个体的能力、选择，甚至性别、取向是混沌不清的，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个体自由生长空间的扩大，个体自我特性确证化具备了实现的可能。 　　中国与西方有共通的个体发展历程，但与西方在神学桎梏下解放的个体发展不同，中国的个体发展则是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疏远近关系为划分标准的家族意识中蜕变而来。正如贝克夫妇所强调的，中国的个体化“并非表现为对欧洲个体化路径的简单复制，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中国式的个体化”。中国的个体发展进程从冲破“家国同构”式的家族格局开始，经历革命后国家意识对个体意识铲除的集体社会，直到市场化改革，国家与社会主义集体的角色在公众生活中逐渐退隐，个体在国家与社会的分化与市场经济的浪潮下从集体庇护关系中走出，从而实现个体化社会的成长。我国学者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从身份证发放的细节刻画了中国个体社会的悄然变化，即身份证这一制度的实施见证着个体从“单位人”、“公社人”向“自主人”的转变，也标志着“我们”到“我”的华丽转身。 　　概观中国个体发展的历程，主要呈现如下表征：一是个体发展与风险承担相交织。中国的个体发展进程是在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挣脱集体社会下发展而来，在个体自由、个体独立、个体平等的价值谱系生长时，个体发展与风险承担相交织，个体的前途、个体的利益、个体的发展自主承担成分相应增长，个体发展在控制与自由的渐变光谱上左支右绌。二是个体发展与社会“缺席”相并存。正如贝克所述，“人们在其中发现自己‘丧失了不容置疑的假设、信仰和价值观’，尽管如此却‘面临组成现代生活经纬度的制度控制和限制的纠结’。”[4]个体的发展意味着“强迫与强制的自主性”，意味着迪尔凯姆式的社会“缺席”与个体的“无根”。 　　中西个体发展从束缚到脱嵌的趋同，其原因在于：一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与个体自主的精神相契合。市场经济使“个体”意识得到彰显、是生发“个性”的经济形态，与商品型经济、计划型经济相比，是促逼个体化走向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