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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维特与施特劳斯 　　摘要：洛维特和施特劳斯同处于尼采思想大行其道的20世纪德国，纳粹极权主义政治迫害和犹太裔德国人的身份窘境构成了二者学术思考的理论出发点。然而，由于二者对犹太人身份、犹太传统文化认同意识的差别，导致两位哲学家对虚无主义的思考路向和判断结果的明显差异。洛维特拒绝犹太人身份和律法传统，试图从基督教救赎史学的角度来考察19世纪德国精神史的内生性反叛和逻辑演进；施特劳斯则从犹太人问题切入，试图借助中古犹太律法资源及其摹本――柏拉图学说来找寻现代性走火入魔的病根。因此，二者在思想起点（基督教资源与犹太律法资源）、致思路径（历史哲学与政治思想史）、考察重点（检审19世纪精神史与重启17世纪古今之争）、理论归宿（古希腊晚期哲学与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对虚无主义的审视上，二者的思想史研究对我们理解20世纪政治事件和精神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洛维特；施特劳斯；虚无主义；历史哲学；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DO-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2-0083-07 　　虚无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实践上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对流亡犹太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因为虚无主义与纳粹极权主义的内在关联，导致犹太人问题以极端的形式再次呈现，继而拷问着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德裔犹太流亡知识分子的智力极限。在这些流亡犹太学者的虚无主义反思当中，洛维特和施特劳斯是突出的两位：二者求学的时代恰逢尼采思想大行其道，西方精神危机以及犹太人生存困境构成他们学术起步的背景视域，对现代虚无主义的审视和现代性危机的省察构成二者哲学思考的深层脉动。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同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迫害遭遇并没有使二者对虚无主义问题得出一致的结论。相反，二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着观点上的根本性分歧，如历史主义立场是否可取、古今之争的可能性、回归到苏格拉底抑或回归古代晚期的哲学、犹太人身份认同意识等等。那么，造成洛维特与施特劳斯之间根本区别的原因何在？二者对虚无主义问题的不同诊断对我们理解现代性危机又有何启示？本文试图通过理解洛维特和施特劳斯在学术旨趣、思想立场和犹太人身份认同意识等方面的会通与分歧，个性化地对上述问题加以回应。 　　一、洛维特与施特劳斯对虚无主义的不同判断 　　如前所述，何谓虚无主义是施特劳斯和洛维特共同关注的一个论题：前者在1941年的美国演讲《德意志虚无主义》中对虚无主义的本质和生成机制作了哲学式的白描；后者则在其成名作《从黑格尔到尼采》（1941）中通过对19世纪欧洲精神史关键性环节之自我裂变的梳理来勾勒虚无主义的发生。通读上面两个文本，首先，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对虚无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具有不同的看法。 　　在洛维特看来，尼采是第一个预见并试图克服虚无主义的哲学家：“尼采真正的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它的开端是上帝之死，它的中间是从上帝之死产生的虚无主义，而它的终端则是对虚无主义的自我克服，成为永恒的复归。”换言之，就虚无主义本质的判断而言，洛维特完全认同了尼采对虚无主义的理论判定：即虚无主义是“最高价值的自行罢黜”，是“在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的没落之后，‘不再有真的东西’，而是‘一起都被允许’”。但另一方面，洛维特认为，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宣告在他所处的时代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预言，因为虚无主义的高歌猛进严格说来是尼采死后的事情，是20世纪才开始在德国乃至欧洲横行的精神一政治事件。因而洛维特将自己的任务设定为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历史条件的分析，来阐明虚无主义在德国的实际发生。 　　施特劳斯反对洛维特对尼采虚无主义论断全盘接受的做法，因为在前者看来，“对于战后德国来说，所有德国哲人中影响最大、最该为德国虚无主义的产生负责的，乃是尼采。”在1935年的一封致洛维特的回信中，施特劳斯强调，“您（指洛维特，笔者注）对超越尼采学说的尼采的意图还没有充分重视。您没有充分研究它。只是在尼采不正确的地方止步是不够的，必须追问，由于尼采受到现代前提以及反对这些前提的论战的束缚，他是否已经不再恪守他重温古代的意图了。”对施特劳斯而言，从字面上的理解，虚无主义是指意欲虚无（velle nihil），即意欲一切万物的毁灭，然而，虚无主义的典型形态――德意志虚无主义并非意欲世界万物的全部毁灭，相反，它只意欲某种特殊事物的毁灭，即西方现代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的道德意义的毁灭，而不反对现代技术及其制造的武器装备。因此，虚无主义的本质规定性是“对文明本身的拒斥”，它尤其指向现代文明的道德含义，即表现为道德虚无主义或价值虚无主义。从这个定义出发，施特劳斯认为，尼采不仅是虚无主义的发现者和宣告者，更是虚无主义的推动者和实现者：因为，尼采以其无畏的智性真诚鼓舞了德国青年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