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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身体叙事·性别政治 　　摘要：女性的性别界定是历史造成的，对身体的压抑和对女性的剥削被置于同一符号之下。日常生活中的“食、衣、色”是与人类身体最密切相关的三大元素，其书写被台湾女作家赋予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三大元素关乎感官、欲望、情感等，虽被男性所建立的以心灵、精神、理智为主导的世界所轻视，但台湾女性小说却用它们揭示了男权话语下女性“无我”的历史真相，以及性别政治中权利和权力问题的复杂性，检视社会形态和日常生活如何建构了女性的身体及身份，并追溯这种建构背后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而用非二元性的言说方式来呈现非父权式的身体及性别表达和女性主体建构。 　　关键词：台湾女性小说；日常生活；身体叙事；性别政治；主体建构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1—0093—07 　　台湾解严后，政治松绑带来了台湾经济的起飞和社会文化的开放，欧美女性主义美学在台湾渐次传播开来，这一美学理念“从性别冲突（性别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西方美学传统，并在对它进行颠覆性的批判中表达女性主义的审美主张”，反对将人体分为两个对立且在性质上有差异的类别，指出生物学上的性差异是一种生理事实，不能成为女性从属地位合理化的理由。此观点的渗透也冲击了台湾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观念，张小虹、顾燕翎、李元贞、何春蕤、黄毓秀等女性主义者开始向男性本位文化挑战，她们指出女性主义不应只关注女性的社会现实境遇，还应关注女性的生命个体情境，尤其是女性最自我、最内在的身体。陈玉玲认为这“代表了台湾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已把女性主义从经济自主、婚姻自主的层次，推向了‘身体自主’的层次，使女性主义的焦点指向了‘性革命’、‘身体的革命’”。至此，台湾妇女运动开始由“公领域”向“私领域”渗透，性别政治也开始从争取教育权、财产权、工作权、参政权等社会公共生活，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的身体自主权，即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等私人活动领域。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如果关于国家、阶级、生产方式、经济正义等抽象的问题已被证明是此时此刻难以解决的，那么人们总是会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某些更私人、更接近、更感性、更个别的事物。”由此，台湾女作家也开始反思女性身体之于女性全面解放的意义，身体叙事成为写作热点，她们将身体话语的生成机制与权力话语相联系，从社会日常生活的内在形态探讨女性的生存、心理、情感和灵魂世界，检视社会形态和日常生活如何建构了她们的身体及身份，并追溯这种建构背后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而用非二元性的言说方式来呈现非父权式的身体及性别表达，反叛传统美学对于性别的二分定义，打破了女性/男性、从属地位/控制地位的对立状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昂、朱天文、苏伟贞等的作品，她们通过对女性日常生活之“食、衣、色”叙述，呈现出由物质基础到审美愉悦再到灵欲合一的身体飞跃，具有独特的身体叙事和性别政治的学理价值。 　　一、食：饥饿中的身体反叛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食物及饮食习性不但可作为一特定族群表达或认可其独特性的文化标记，亦可用来传递该族群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结构、或性别与权力关系等内涵”。但饮食文化需透过身体的感官经验，才能深植人们的历史记忆中。虽然饮食书写近年来在台湾才成风尚，但台湾女性小说对其书写却有史可寻，因为台湾女作家们发现，虽然传统观念“男主外，女主内”观念使得家务劳动成为女性的专利，一日三餐的饭食制作也是女性的分内之事，但男尊女卑的意识又让女性在享用饭食时成了分外之人。从上世纪60年代林海音的《烛芯》、於梨华的《梦回青河》，到70年代荻宜的《米粉嫂》、施叔青的《回首·蓦然》，以及80年代李昂的《杀夫》，和近年来李昂《鸳鸯春膳》和蔡素芬《烛光盛宴》等……这些作品将饮食书写与权力宰制勾连，呈现出了别样的性别议题。然而，在《杀夫》之前女作家笔下大多有关饮食书写的作品，都倾向于展现缺乏自我意识的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塑造了不少具有饮食自由权利却因为男人而无心饮食或食如嚼蜡的女性形象。《杀夫》却是一个特例，小说通过夫妻间“不让吃”与“就要吃”的较量，以及女性从“饥饿”到“饱胀”的演绎，呈现了女性身体面对男权困厄的反叛，产生了不同于其他饮食书写的女性主义文学建构，开辟了台湾女性小说饮食书写的新版图。 　　李昂称《杀夫》为“吃不饱”的文学，小说中的饮食被赋予了一种性别政治色彩，藉由女性的饮食困厄——“食饥饿”，上演了一部女性身体被围困的苦难剧，彰显了封建文化中女性的非我状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性别政治中激烈的权力颉颃。小说开头，女主人公林市的母亲就因两个果腹的饭团被诱奸而违背了男权贞操观丧命。林市没想到母亲的命运就是她未来人生的预演，为了生存她也不得不反复地、被动地用身体交换食物。她的婚姻从头至尾就是一桩“身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