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障碍性因素及财税对策.docVIP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障碍性因素及财税对策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障碍性因素，表现在财政分配体制上，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城镇化建设土地依赖症严重；在建设资金方面，融资渠道单一，建设资金不足；在失地农民权益方面，权益保护机制尚待完善。相关研究基于财税角度提出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完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通过截取近年来国内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以期更为深入地认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现状，探求强化城镇化发展财税政策支持作用的着力点，为相关部门完善相关财税政策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建设；财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5-0083-05 　　在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党和政府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中共十六大以来，得益于强有力的领导和政策扶持，我国城镇化建设卓有成效。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2年末，我国城镇人口为71182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2002年至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虽然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迅速发展，城镇化率大幅度提升，但城镇化原本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非由农村集镇变成中小城镇就宣告结束，更为重要的环节集中在城镇如何更好更科学的发展上。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障碍性因素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着一些阻滞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障碍性因素，比如建设资金短缺、筹资渠道不畅以及失地农民权益保护机制的不完善等，对此，学者们纷纷著文，从不同视角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一）财政分配体制 　　研究者们认为，现行政府间财政分配体制，造成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引发城镇化资金紧张，土地依赖症严重。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体制上呈现事权与财权不相适应的现象，城镇没有地方税立法权，缺乏独立税源[1]。现阶段，政府间的财政收入过度集中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省级政府对县、乡等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尚未普遍建立。基层政府除了要发展地方经济，还要承担社会管理和为民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能[2]。面对城镇化带来建设及服务的双重压力，地方政府必然会捉襟见肘，难以用有限的收入满足城镇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在这种情形下，土地出让金便成了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土地财政”助推了城镇化建设，却为城市化发展埋下了隐患。“地价推高房价，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化，过度透支了居民消费能力。”[3] 　　（二）融资渠道 　　城镇化的建设不是搭建“空中楼阁”，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研究表明，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需要基础设施投入6万元，城镇化率每提高1%，需要增加投资4.1%，城镇地区每建设1平方公里，需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至少2.5亿元[4]。从以上经验数据推算，我国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然而，目前我国城镇建设资金仍然依赖以地方财政为投资主体的传统投融资体制。有研究者指出，在现有投资体制下，城镇化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资金量有限，对财政资金依赖性过强；不能有效吸引非政府资金的投入，融资渠道不畅[5]。另外，现行的一些管理制度不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城镇化建设资金紧张的局面。中央及省市财政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大都要求基层政府配套资金。有研究者援引陕西的实例指出，“市县不仅需要按照省级拨借资金1∶1比例筹集配套资金，而且承担着5年后偿还省级借款的任务，普遍感到还款时间紧、压力大”[6]。城镇化过程中，不少基层政府叫苦不迭：“不搞项目建设就没有资金支持，不自己配套资金就拿不到补助资金；每个项目都要投入配套资金致使基层财力捉襟见肘，一些急需建设的基础设施难以落实，大大制约了小城镇发展。”[7] 　　（三）失地农民权益保护 　　城镇化的进程伴随着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失地农民权益保护机制的不完善，成为影响城镇化进程和降低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以货币方式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这种方式仅仅考虑了眼前利益，而没有从长远生计的角度提供可持续的保障。现行按年产值计算的补偿标准明显偏低，难以保障失地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有研究者指出，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城镇化进程中单一的货币化补偿严重侵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8]。失地农民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工作，却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权利，在就业、住房、医疗、子女受教育、养老等方面，得不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在一定程度成为城镇稳定发展的隐患。“目前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13.9%、23.6%、16.7%、8.0%和5.6%”[3]。近些年来，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