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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之际德治思想构建的主体性探析 　　[摘要]德治思想，即“运用道德的政治手段实现政治的最终道德目的”是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中最终的价值归依。以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为切入点，考察殷周之际德治思想的构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德治思想的构建共经历了三个阶段：殷商的神本文化——人的价值主体的缺失；周初的敬德保民——人具有了独立的价值主体；西周的礼乐文化——人的类意识的觉醒。可以说，殷周之际统治阶级从神权政治转向德治与礼治，在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殷周 德治思想 主体意识 类意识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1-0080-06 　　殷商易代之际，周初统治者总结“小邦周”之所以能够代替“大邑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商纣王“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因此，他们极力宣扬“惟命不于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理论，并从西周初期开始逐渐构建起了“以德治国”的新的政治理念，可以说“德治”——“运用道德的政治手段实现政治的最终道德目的”是周人伦理政治思想的核心，亦是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中最终的价值归依。这种德治思想的构建处处体现着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 　　一、殷商的神本文化——人的价值主体性的缺失 　　在人类文化的初始阶段，人既没有“天”的意识，也没有“人”的意识，他们尚未把自己同自然界分开，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在他们的心目中，自身与外界是一个整体的混沌世界。这种与自然一体共生、没有主客体之分与属种之差的观念意识是原始人混沌世界的最显著的特征，也就是说，这时的人类还没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因为直到殷商时期人的价值主体还严重缺失，不把人当“人”的事例难以胜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商代人祭、人殉现象的大量存在。 　　人祭人殉制度是一种宗教习俗，是原始社会后期处理战俘、把他们“作为供献神灵的牺牲”的埋葬制度。那些非本部落的成员都与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一样，可以随意处置，他们仅仅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仅从甲骨卜辞中统计，用于人祭的数量就达一万三千余人。而商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人殉最盛的时代，人殉现象十分普遍。凡是奴隶主墓葬，几乎都有人殉葬，多者达几百人之众。殉葬的方式也相当残酷，有的砍头，有的活埋。人殉最多的是殷墟侯家庄1001号墓和武官村大墓。1001号墓殉人总数达400人。殷墟武官村大墓南侧发现了250个祭祀坑，已发掘191个，有1200具尸骨，估计全部有2000具尸骨，几乎都是杀死的，斧钺砍伐的痕迹非常明显，也有的是被活埋，作张口挣扎状，既有青年男女，也有幼童少年。据统计，从1928年殷墟发掘开始到1973年发掘河北藁城商墓为止，发现商代用于人殉者可达四千人，另外，据卜辞记载，从盘庚迁殷到帝辛纣王亡国，至少残杀一万四千余人用于人祭。侯外庐先生对殷商时期人祭人殉现象大量存在的原因做了分析，指出：“社会没有发展到文明阶段，便不能收容和利用别的部落的成员，战争的时候便常常把战败部落的成员杀掉，不把他们用作奴隶”，“卜辞记载殷族征伐其他部落如马方、土方、鬼方的事件很多。所俘获的邶方、吕方、土方的人……并且一次征伐斩杀至二千六百余人之多”。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生产力还十分低下，人们还没有剩余产品来养活战俘，另一方面更说明我们的先民还远远没有意识到“人”是自然界中最高级的动物。他们可以按图腾信仰把本非人类的异物视为自己的同类，又可以按部落的界限把本为同类的其他人视为异物，任意处置。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价值主体性严重缺失，人们没有独立的主体意识，必须匍匐在神鬼的佑护之下才能生存。正如《礼记·表记》所记载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故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殷商义化是一种神本文化。 　　殷人观念中的神，地位最高的是“帝”。为了听命F帝，按鬼神意旨办事，殷人以卜筮来决定自己的行止。代表上帝神祗意志的龟筮的意见在决定大小事情的吉凶上占据着绝对的“发言权”。龟筮一致赞同，即使王和其他人反对，事情仍是“吉”；龟婊一致反对，即使王、庶民都赞同，也不可行动，因为是“凶”。可见，“卜辞中上帝有很大的权威，是管理自然与下国的主宰”。商人相信“帝”能呼风唤雨，能降福降祸，能决定年成的好坏，主宰着自然界平11人类社会的一切：“帝唯癸其雨。”（《卜辞通纂》364）“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卜辞通纂））363） 　　所以商人每日必卜，每事必卜，试图获得上帝的指令，以趋吉避凶。商王对每天发生以及要处理的大小事件都要征问“帝”的意见、看法。也就是说，诸事要先询问“帝”的意志，然后才决定何去何从。商王的主要任务就是率领臣民虔诚地祭祀“帝”，并向“帝”祈祷：降福于商，“祈天永命”。因此，在神本文化里游走于人神两界的巫祝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其地位之高绝非后人所能想象。 　　考古发掘所见之殷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