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docVIP

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 　　[摘要]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亲属编和继承编中不再有宗祧继承的规定，使地方宗族在处理立嗣和族产继承问题时失去了法律依据。在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中，围绕本地大族季氏1929年至1932年修谱前后所发生的诉讼档案，展现了宗族在近代社会、法律演变背景下的主动调适和转变。宗族没有跟随新民法放弃宗祧继承，而是一方面积极调整族规谱例，限制、规范立嗣行为；另一方面，用“民主”这种新的权力话语取代“宗法”的话语，以民主评议会这种形式为族规提供新的合法性。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宗祧继承； 族规； 国法； 修谱； 评议会； 龙泉司法档案； 诉讼 　　2013年11月1杜正贞： 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季氏修谱案研究12013年11月1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关于中国古代国家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族在纠纷和诉讼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历来是政治史、社会史、宗族史研究的重点，其中家法族规与国法之间的关系也不乏学者的讨论相关研究有：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朱勇《清代宗族法》，（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但这些研究大都是在将国家和宗族抽象化、概念化前提下讨论两者的关系，对它们各自内部的历史关系缺乏关注，这势必导致分析和理解的简单化。族规的合法性来自哪里？当族规与国法在具体的事件中相遇或发生抵牾时，制定族规的宗族精英、受到族规和国法双重规范的族人，以及朝廷、地方官员分别是如何处理并做出解释的？族规与国法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宗族内部的矛盾纠纷中得到展现并发挥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将有助于我们突破以往研究中对国家和宗族关系的程式化理解。 　　民国时期，随着社会、法律和观念的改变，宗族与国家、族规与国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中保存有本地大族季氏宗族族产、继嗣诉讼的不少档案，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围绕1929―1932年宗族的修谱活动产生的，配合相关的族谱材料本文主要研究1932年至1934年龙泉季氏修订族谱、谱例的相关活动以及所关涉的数起纠纷、诉讼，为行文方便，将其总名为“龙泉季氏修谱案”。，季氏的个案为我们从上述问题出发，重新考察近代族规与国法、宗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民国时期西方法律的移植在中国社会的境遇提供了可能。 　　一、 龙泉季氏宗族的发展与《谱例》的演变 　　龙泉地处浙江省西南山区，季姓是龙泉的一个大姓。杂乱收录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修季氏宗谱》该谱藏于龙泉市图书馆，以下不再标注藏馆。中的各版谱序对龙泉季氏的始迁祖有不同的记述在据载为洪武元年（1368）叶琛所写的《季氏分派序》中记载，龙泉季氏的始迁祖是唐代一位叫季升的人，他为避安禄山之乱，从衢州迁往龙泉离城十里的宏山。此后枝繁叶茂，分居至龙泉各乡及周边松阳、遂昌、缙云、浦城各县。但载为元延?六年（1319）所写的《季氏家乘原序》和明宣德二年（1427）的《季氏家乘原序》又都将龙泉季氏的先祖追溯至唐代武德年间一位叫季偿的人，他的后代在五代钱氏时期才迁居龙泉。，这些谱序的可靠性殊可怀疑，难以作为信史引证。《龙泉县志》则记载，五代时期，一位名叫季大蕴的人就生活在这里，“五代兵荒之后，民亡稼穑之方，大蕴老于农务，教民播种，衣食斯给，民感其恩。吴越表其墓曰农师”[1]278。至宋代，龙泉季氏科名鼎盛，季陵、季南寿、季镛、季颖等人的事迹都见诸地方志人物传中，在宋代龙泉应该出现过数个季姓的仕宦家庭。但此时是否有季氏宗族的组织，我们无从知晓。事实上，从族谱材料来看，在清代中叶以前，龙泉及其周边各地的季姓人士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季氏宗族”组织。有延续性的修谱活动只能追述至嘉庆九年（1804）。 　　龙泉季氏嘉庆九年的修谱之举是通过与福建浦城高路季氏合谱的方式完成的。浦城季氏在雍正十三年（1735）已建造祠堂，乾隆元年（1736）修订有族谱《重修季氏宗谱》，第4546页。。光绪十一年（1885），龙泉季氏宗族决定单独修谱，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和准备工作以后，却因人事变动而搁置，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才完成。目前所见族谱是《季氏宗谱》1933年第三次修谱留下的版本。 　　1804―1933年这一百多年间是龙泉季氏宗族组织得到实质性发展的时代：祭产大量扩张，宗族制度不断成熟和完善。尤其是对宗族的组织和祭田利益分配、值祭等均有重要影响的继嗣制度渐趋严格，《重修季氏宗谱》中保存下来的嘉庆九年、光绪十七年和民国二十二年三次修谱的谱例完整地记载了这个过程。嘉庆九年所定的《谱例》共36条，其中对异姓抱子、出继异姓的规定仅有3条：“一、本宗应合为嗣者，于所生填注之内书曰：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