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效率视角下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docVIP

交易效率视角下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作者简介：刘鹏飞（1983-），男，汉族，甘肃省庆阳人，讲师，管理学硕士，单位：兰州城市学院经济学专业，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杨琨（1984-），女，汉族，湖南省浏阳人，讲师，经济学硕士，单位：兰州城市学院经济学专业，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宋蕾（1984-）女，汉族，甘肃省兰州人，讲师，理学硕士，单位：兰州城市学 院地理学专业，主要从事环境评价以及人文地理方向研究。摘要：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以极大的促进市场活跃程度，使用交易效率这一概念，可以避免直接衡量交易成本这一难题，从而对于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使用中国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的统计数据，运用计量工具测度并分析中国城市的交易效率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与城市的交易效率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通过交通、通信、教育等方面所体现出的交易效率的提升对城市的经济发展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而上述结论对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交易效率；城市发展；截面数据；西部地区一、文献综述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如钱纳、刘易斯、托达罗等人普遍认为，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是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研究的主要重心集中在工业发展引起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转移，特别是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与产业间的转移，所引发的聚集经济效应促进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以二元结构理论与集聚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能较好解释城市形成的原因，却不足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一系列以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为核心的理论，如区位优势与增长极，以及弗里德曼、尤曼、帕洛夫等人为代表在经济结构主义的区域不平衡发展论基础上，尝试用带有区域性的空间结构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成为了当前城市化实践与研究城市化过程的主要理论框架。 　　在上述理论框架中，学者们普遍承认分工演进对经济发展或增长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1][2]（Young，1982；Schultz，1993），既按照古典经济学“斯密定理”：分工水平取决于市场扩展。而市场扩展水平与市场的交易成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第索托[3]（H.de Soto,1989）诺斯，贝纳姆[4]（2000）等人采用威廉姆森（1985）提出的基于制度的比较方法从不同角度印证了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以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 　　交易成本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分析范式，但正如A.Benham 和 L.Benham(1998,2000)[5]所列举的那样，第一，没有普遍认可的术语，对交易成本的不同定义引发了对测量问题的争议；第二，由于生产和交易成本是被联合决定的，因此会导致对交易成本的单独估计变得相当困难；第三，如果交易成本非常高，许多交易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第四，一价定律（the low ofone price）在此并不适用。[6]因此，对于交易成本的衡量存在很大的争议，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杨小凯在其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提出的交易效率的概念及其理论，对于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产生了新的观点与研究思路。杨小凯[7]（Yang,1988）对“交易效率”的定义模仿了萨缪尔森（1952）提出的“冰山交易成本”概念。其假设一个人购买一单位（元）商品时，他实际只得到k单位（元）商品，那么1-k单位（元）便可称之为交易成本，而k单位（元）可称为该笔交易的交易效率。“交易效率”概念引入的意义在于：首先它不需要引入一个单独的交易部门，从而避免了由此带来的模型化难题，并使之能与一般均衡框架和睦相处；其次它避免了直接衡量交易成本面临的难题，为从交易效率这一视角衡量经济体的交易成本创造了条件。[8]同时，Yang(1991)[9],Yang and Rice(1994)[10]在一般均衡框架内指出了交易效率提升、城市出现与分工内生演进的关系。在他们模型中，如果交易效率极低，则分工和专业化好处被消耗殆尽，人们只能选择自给自足；如果交易效率不断提高，则人们就会选择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因此，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也相应提高。[杨小凯的书] 　　二、交易效率的测度 　　本文的出发点正是基于交易效率的视角下，从交易效率的影响层面出发，测度并分析中国城市的交易效率，研究交易效率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使用计量分析工具，从有关政府制度、法规、通信交通、基础设施、教育水平等众多指标中选取并构造了能够反映经济体一般交易效率水平的指标，本文借鉴了这些学者的观点与研究方法，使用2012年中国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的统计数据，建立模型分析中国省会城市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