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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双重红利假设”在广东的实证检验
摘要:利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模拟广东省开征碳税并补贴低碳行业的“中性”税收政策对高碳、低碳行业的产出和就业的影响,研究结论与ILO(2009)以欧洲9个代表性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结论较为相似,与陆旸(2011)基于全国整体研究的结论有较大不同。研究结果表明:(1)该税收政策在短期内对高碳行业的产出有负向影响,但长期来看影响程度较小;(2)同样的税收政策对低碳行业的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变弱;(3)广东存在实现减排和促进就业的“双重红利”,且就业效应在低碳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由此,碳税的开征要结合各地具体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等背景,同时地方政府应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碳税税率应先低后高、分阶段实施。
关键词:碳税;经济效应;产出;就业;双重红利
文章编号:2095-5960(2013)06-0034-08;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不同国家、地区政府和学者逐渐意识到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2010年7月1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广东、厦门、湖北、辽宁等五省八市确定为首批低碳试点地区。[1]根据通知,这些试点地区要测算本地区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并确定控制目标、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分配方案、建立本地区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体系。因此,二氧化碳的减排是全国各地迫切和长期需要完成的任务。[2]
目前国际通用的绿色政策工具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约束企业碳排放量的环境规制政策,另一种是征收碳税。[3]如果开征碳税,随之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短期和长期,它是否会减缓经济增长,同时是否会引发失业现象?就业的“双重红利假设①①“双重红利”假说最早由Pearce在1991年提出。“双重红利”假设的含义是: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免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投资税和储蓄税,可以降低现存税制对资本、劳动产生的扭曲,从而形成更多的社会就业、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等。简言之,碳税的第一重红利是减少碳排放,改善环境质量;第二重红利是降低税制扭曲程度,包括增加产出、就业等。”认为,“中性”的税收政策——开征碳税的同时减少所得税,不但可以改善环境,还可以促进就业。[4][5]国际劳工组织(ILO,2009)[6]利用VAR模型对欧洲9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就业的“双重红利假设”的实证检验,得到一个乐观的结论: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个人所得税,会使得样本国家的就业率在5年内提高0.5%。陆旸(2011)[7]利用VAR模型对中国实行相类似的碳税政策的情景进行模拟,研究结论却有所不同:如果征收碳税并减少个人所得税,会促进低碳行业的产出增长,但无法促进高碳、低碳行业的就业增长。
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等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基于全国基础上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地方。广东是改革开放的领头羊,从发展阶段看,已由一个农业主导社会逐渐接近工业化后期。同时,广东是我国第一经济大省,能源资源消耗大,面对的气候、环境压力较大。作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省份之一的广东,如果开征碳税,会带来怎样的产出效应和就业效应?是更接近国际上的研究还是符合全国性的一般趋势?能否在广东产生征收碳税的双重红利?试点后又应该如何征收碳税和补贴部分鼓励发展行业?本文将沿用ILO(2009)[5]和陆旸(2011)[7]的研究方法,通过构建VAR模型估计在广东开征碳税可能带来的产出和就业冲击,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碳税开征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效应,其中又可细分为对产出效应和就业效应的研究:1.产出效应。Terry Barker et al.(1993)[8]通过Energy-Environment-Economy模型研究了英国征收碳税对英国宏观经济的产出效应,结果表明:在1990-2005年间,二氧化碳排放量会减少12%,在降低工人个人所得税与减少雇主社会保障支出的基础上,GDP会增长0.2%。魏涛远(2002)[9]和张明喜(2010)[10]通过CGE模型,从短期和长期的角度分析开征碳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都认为:从长期来看,开征碳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王金南、严刚、姜克隽等(2009)[11]利用CGE模型模拟碳税税率分别为高、中、低三种情景时开征碳税对我国GDP的影响,研究发现:三种情景对GDP的影响都不超过0.5%,他们认为,之所以GDP的损失不明显是因为碳税的开征也会促进新行业的发展、推动能源技术进步和行业结构升级。2.就业效应。国际劳工组织(ILO,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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