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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阐释翻译学的实践维度 　　摘 要：阐释翻译学长期执着于形而上的理性思考，一度被置于经验主义的对立面，脱离语言解释的实践。笔者把语料库语言学和阐释翻译理论相结合，在阐释翻译学研究中引入实践维度概念，探寻解决阐释翻译的实践路径。在理论阐述之后，通过“道德”一词英译的语料库分析，探讨语料库在阐释翻译学中的具体应用。阐释翻译学借助以语料库形式积累的“体系化”经验，通过译者的主体选择，使阐释翻译学摆脱单纯的理论研究困境，从而建立可实际操作的开放理论体系。 　　关键词：阐释翻译学 实践维度 “道德” 语料库 　　一、引言 　　阐释学的词源可追溯到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信使赫耳墨斯（Hermes），从阐释学后来所获得的本体论解释意义来看，翻译和阐释实为一体。翻译可以理解为一种跨语言文化的传通（communication），传通涉及语内翻译（解释）、语际翻译、符际翻译（转换），即雅各逊的翻译三分法所涵盖的符号转换的每一方面。阐释学翻译理论研究经历了辉煌后的挫折，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崛起有关，另一方面与其自身理论的发展不足密切相关。文献回顾显示，阐释翻译学至今仍然执着不放的焦点问题，基本上还是那些形而上的、纯理论的思考。我国译学界的阐释翻译学研究多从哲学阐释学“理解的历史性”“效果历史”以及“视阈融合观”出发展开研究（耿强，2006：39）。张德让在评李河的《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一书时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诠释学研究在历时线索上主要关注由施赖尔马赫―狄尔泰―伽达默尔―利科等所代表的诠释学传统，在主题上主要关注对“理解”“解释”观念的一般认识论或本体论的讨论。李河的著作突破了这个叙述格局，它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所谓“激进诠释学”的研究，展开了一条由克尔凯戈尔―本雅明―海德格尔―福科―德鲁兹―德里达等人构成的线索，提出以“居间存在”为基础的语际翻译解释学（张德让，2009：666）。然而，在笔者看来，李河所提出的“居间存在”虽然突破了结构与解构的二元对立，但并没有跳出翻译本身就是沟通这一传统的阐释学命题。张德让（2010：66～72）本人提出的翻译会通观虽然结合中国古代的翻译理论展开论述，但与李河的“居间存在”理论也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蔡新乐（2001：52～54）早在2001年就指出了通化翻译对翻译过程的“神圣化”的危险，这一努力可追溯到斯坦纳在《巴列塔》一书中所阐述的通过翻译重建通天塔的观念。长期以来，阐释翻译学无法突破其自身，洪汉鼎在向迦达默尔要求翻译其巨著《真理与方法》时遭遇的尴尬则反映了阐释翻译学被哲学本体化的事实。阐释翻译学不仅严重脱离翻译实践，在理论建设上也与其历史上极其实用的解经学传统以及当下翻译实践中常用的解释方法严重脱节。阐释翻译学成为一种单纯的本体论哲学思考，成为走不下神坛的理念，与翻译实践所建立的联系大多是支离破碎的非必然联系。 　　二、阐释沟通下的理性与经验 　　尽管阐释学及阐释翻译研究大多声称源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然而对伽达默尔的继承往往忽视了其阐释学哲学中所包含的辩证法和实践精神。事实上，辩证法和实践精神又是密不可分的。伽达默尔指出：“（由于）理解与解释的内在结合导致诠释学问题里的第三个要素即应用（Applikation）与诠释学不发生任何关系……这样，我们似乎不得不超出浪漫主义诠释学而向前迈出一步，我们不仅把理解和解释，而且也把应用认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的组成要素。”（伽达默尔，2007：418）伽达默尔对于应用的阐述不仅充满辩证认知，而且也是对实践精神的弘扬。在接受杜特采访时，伽达默尔详尽地阐述了他所宣导的亚里斯多德“实践”（Praxis）观念的含义： 　　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Praxis）”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我们所熟悉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使“实践”与对理论的“实践性应用”相去弗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我们的实践……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伽达默尔、杜特，2007：67～68） 　　基于伽达默尔对阐释学所包含的辩证法和实践精神的认识，阐释学必然要关心阐释的实践维度。何卫国在《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一书中指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辩证法强调实践，强调参与，理解和解释活动主要体现为一种实践理性，而非理论理性。”（何卫国，2001：382）何卫国是国内较早关注到伽达默尔实践理性思想的学者，我们把这种阐释学的实践理性称为阐释的实践维度。这一概念把实践和理论看成是阐释过程中既相互区别又密不可分的至关重要的两种维度。运用到阐释翻译学中，阐释翻译实践得以纳入阐释学理论关注的视野，使得长期忽视的阐释翻译实践可以上升到实践理性去认识，实践不再是单纯的匠工，而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