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社区的迷思：当前中国社区建设的两难抉择.docVIP

走出社区的迷思：当前中国社区建设的两难抉择 　　摘 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区建设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既有成绩也沉淀下来不少问题，深度检讨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社区建设包含着以下基本命题：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社会实体，还是“脱域共同体”？社区建设的行动主体是政府主导，还是社会多元复合？社区建设的理想图景是国家治理单元，还是独立公民社会？建设的现实路径是问题-需求取向，还是优势-资产为本？当下的社区建设应当积极以社会多元复合主体培育社会团结的理念，重视当地社区的资产与居民的优势，构筑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进而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奠立微观基础。 　　关键词：社区建设；本质特征；行动主体；理想图景；现实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62-06 　　作者简介：黄锐，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文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上海 200241） 　　1987年，民政部率先倡导在城市开展以民政对象为服务主体的社区服务以来，“社区”以及“社区建设”的概念开始进人中国政府的视域。2001年3月，社区建设被列入国家“十五”计划发展纲要，并在2002年11月写进十六大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重申：“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随之，各地社区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学界关于社区建设的讨论来看，较多地集中于实践经验的总结，而缺少理论层面的反思。笔者认为，对于社区建设至少需要追问和厘清四个问题：第一，为何建设，也就是要回答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问题；第二，谁之建设，也就是要回答社区建设的行动主体问题；第三，建设什么，也就是要回答社区建设的理想图景问题；第四，怎么建设，也就是回答社区建设的现实路径问题。 　　一、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 　　是地域性社会实体，还是“脱域共同体”？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在分析欧洲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时，曾经使用“社区（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二分类型探讨过社区的涵义在他看来，“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或者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这就是社会的概念。……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社会是公众性的，是世界。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详见[德]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53页。。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帕克（Robert E. Park）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都市生态学将“社区”由一种类型学的概念发展为一个实地研究的单位和一种研究方法，甚至逐渐成为一门新的社会学分支——社区研究，而社区的地域性特征也由此得以凸显。在1931-1932年，帕克受吴文藻之邀到燕京大学指导学生及老师进行田野调查，社区的概念也随之传入中国。吴文藻曾在为费孝通和王同惠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撰写序言时指出：“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到的。” 费孝通、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序言），载《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页。值得指出的是，社区不仅成为中国早期社会学学者的研究对象，甚至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即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限于篇幅，此处不赘。可以说，社区的概念在最初进入中国之时，已经带上地域性的烙印。 　　1949年以后，一种“在结构上，政治组织与具体的专业组织合二为一；在行为取向上，专业取向与意识形态的行为取向融为一体”的单位体制在中国出现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社区的概念也随之湮没。在社会学恢复之初，有学者认为可以沿袭早期有关社区概念的讨论，即“社区是介于邻里和区域之间的一个具有共同心理和文化特性的社会实体”丁元竹、江汛清：《社会学和人类学对“社区”的界定》，《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后来，作为一种“地域性社会实体”的社区概念，被中国学术界加以权威界定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对“社区”的定义。。2000年之后，更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应当恢复社区作为一个完整有机体的组织活力，在地理、语言、文化、心理和生活习惯上保持完整性，防止垂直化组织系统的人为肢解和分割参见夏学銮《中国社区建设的理论架构探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