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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以新闻出版为例 　　摘要：日本纸张既系近代中国的大宗进口商品之一，也是历次抵制日货运动的重要目标。中国机制纸业极其落后，进口替代指数甚低，进口的欧美纸张则价高而量少。抵货期间纸张供给不足导致纸价大幅上扬，甚至酿成“纸荒”。普通民众参与抵制日货运动，既有赖于民族主义作为情感支撑，更须仰仗现代传媒进行深度动员，而新闻媒介又被迫购用日本纸张进行抵货宣传。此种诡异悖反现象，既与抵货运动本旨相悖，又与反日组织难以兼容。有限抵制大大削弱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与政治效力，并深刻彰显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民族运动的经济困境。民族主义与经济理性如何两全，依然严肃扣问国人的消费选择。 　　关键词：抵制日货；经济困境；日本纸张；新闻出版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152-07 　　1908年，“二辰丸案”引发中国首次抵制日货运动。此后，日人对华侵逼日亟，中日两国冲突频仍，而囿于国力尤其军力不均衡的考量，国人屡以经济抵制作为报复和反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手段，此亦是构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截至抗战初期，抵制日货运动多达十余次，频率之高，中外罕见。晚近，伴随中日关系的每一次紧张，抵制日货的呼声亦不断回响于网络空间。本文以纸张为个案，试图梳理抵货运动对近代中国新闻出版行业造成的巨大困境，进而分析中国纸业的进口替代水平和纸业市场的具体构成，在揭示抵货运动经济约束的同时，也对国人偏离抵货目标的“卖国”之举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与理解。 　　一 　　日本机器造纸工业始创于1870年，“经之营之……一跃而为世界上之制纸国焉。然彼以蕞尔小国，甚难消费国内产纸之总数，而上等货色，又不得不仰给外国，故中下等之货，极力向我国输出，而我遂为彼之消费场。”日本纸业的发展无疑得益于一战期间欧美无暇东顾远东贸易这一契机，1912年日本输出的纸类仅值300余万日元，大战期内逐渐增加，至1918年则已将近3千万日元。1926年日本纸业产额比1912年增加4倍以上，“其所以增加至是之速者，不可谓非欧战之所赐也”。我国进口纸类始载于1903年的海关关册，欧战期间英、瑞、德纸渐减，而日纸进口则突增，1931年的日纸进口价值比1912年增加16倍，比1920年也增加3倍以上。 　　因此，1908、1909年抵货运动与输华日纸之间并无紧密关联，而自1919年以后，日纸则成为历次抵货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譬如，1919年6月3日的上海《新闻报》报道称，镇江纸业开会议决抵制日货，龙章、同孚永等10余家纸业字号亦召开全体大会，决定“即日起，不进日货，不用日货，倘有私自图利再进日货者，一经查出，货物销毁，凭公议罚。”1931年9月28日，上海彩印业公会通告：“自今以后，我同业所用一切印刷材料，不准再购用日货……倘甘心违反，当报抗日救国会，严厉制裁，绝不宽假。”无锡车站转运公司决定拒装日货，锡成公司曾委托胜记转运公司将购自上海的数件东洋纸转运至无锡，竟被该公司拒绝，可见抵制日纸绝非纸上空谈。但是，抵制之举造成纸类供给不足、价格上涨等诸多问题，甚至酿成“纸荒”，从而深度冲击中国新闻出版行业。 　　据马寅初统计，1919年5月的日纸进口数量为21097担，6月减至7956担，9月也仅为7450担，9月与5月的日纸进口数量相比，跌幅高达64.69%。日纸进口的减少乃是抵货运动经济效力的重要表现，但此举也同时深刻制约着新闻出版行业的日常运转。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在日记中对五四抵货期间接济同业度过纸荒难关的情形记载甚详：6月24日，“同业要求让售有光纸，鲍先生查复，照现存及本馆所购者恰好相接，难再让。嗣与迪民考究，拟于维昌7月中到货200件让出30件，即告瑾怀”。30日，“同业城内公所同业要求让纸，有几家已经停机。余告仙华、酌量通融”。7月31日，“包文德来言，鸿宾斋来购有光纸，已售与800令。余言，已售者可勿计，但以后拟暂缓。因中华出有告白，本馆拟借售纸以示抵制”。8月3日，“与鲍、包谈售纸与同业，至多只能限10件。包意似不足。余力谓不可过多”。4日，“中华来函，由李柳溪者携来，买有光纸1000令，印刷拒绝”。据其8月6日统计，抵制日货以后售给同业有光纸4830令、新闻纸5250令，且“所有分馆经手者不在内”。小本经营的纸商和出版机构深受抵货运动冲击自不待言，甚至与商务印书馆并驾齐驱的中华书局亦产生原料不足问题，由此则不难窥见抵货运动对出版行业的冲击力。 　　1988年抵货期间的纸荒问题亦颇为严重。《顺天时报》曾以“报纸行情突涨，各报馆颇形恐慌，将有无纸印报之虞”为标题，对抵货运动给北平新闻出版业造成的困境进行了宣扬：“据调查，报纸行情，遂即大涨。平时每令价值4元5角，连日以来，已涨至5元9角和6元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