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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的“文人之易”及其解易方法 　　摘要：宋代是易学研究史上的黄金时代，除了邵雍、程颐、朱熹等理学家热衷于易学研究之外，以欧阳修、苏轼、杨万里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也参与其中。在易学史上这样的“文人之易”的现象是很独特的，但一直被研究者忽略。从方法上说，他们的解易著作具有“以文解易”的特点，从思想上说，他们的解易著作具有“形而下”的特点。“以文解易”的方法，具体说就是文人在解易当中将《周易》看作一个文本，从文理、文势、文脉的角度去理解、判断《周易》；他们在解易中善于利用自身在文义的理解与阐释方面的优势；他们的解易同时是他们创作的一个方面，所以他们往往将自己的文风带入易学的著作中；他们还可以不拘泥于一般的经学注释方式，可以在各种文学文体中“以《易》为文”，展开对具体易学问题的深入探讨。 　　关键词：易学；宋代；“文人之易”；以文解易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2―0102―05 　　宋代是易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同时还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杰出的大文学家热衷于易学研究，其中的欧阳修、苏轼、杨万里是重要的代表人物。易学研究一方面对于他们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文人的介入，也给易学史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留下了一些非常独特的解易著作。朱熹将解经者分成三类，他自己以“儒者之经”自居，以苏轼为代表的是“文人之经”，还有一类“禅者之经”。①朱熹提出的“文人之经”包括了苏轼等人的《书经》、《诗经》、《春秋》等经的研究，自然也包括了《周易》的研究。笔者将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的易学称为“文人之易”。在朱熹看来，也只有程、朱一系的“儒者之经”对于经典的阐释才是符合儒家思想的，所以他对于“文人之经”多有批评。朱熹对于“文人之经”的批评多集中在其儒家“理”的挖掘的一面，如他说的“东坡经解不甚纯”②。朱熹也有对于“文人之经”的褒扬，褒扬之处多集中在“文”的方面。这当然有朱熹的门户之见，但文学家解经的文人特色确实是很明显的。 　　从解经的方法上来看，文人解经有利用其文学特长“以文解经”的一面。具体在易学中，“以文解易”包括以下几个特点：一，文人解易，既尊重《周易》的经学性质，认识到其在六经中的地位，但又不像一些经学家将其神化，他们更能够平实地将其看作一个自足的、普通的文本，从文理、文势、文脉的角度去评价、分析、判断《周易》。二，“文人解经”具有的一个优势，就是文人在章句训诂、解读文意等方面的特长，这也是“文人之易”的特点之一。三，“儒者之经”往往可以“得意忘言”，抓住了儒家义理，不会过于在意其文词，不会带有特别鲜明的个性特色。不同于此，文人的解经著作，同样是他们的创作成果，几乎都带上了自己的文风，如欧阳修的平实，苏轼的奔放，杨万里的委婉，个性色彩浓厚。四，“以《易》为文”，文人利用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特长，不 　　仅在专门的易学著作中如《易童子问》、《东坡易传》、《诚斋易传》中阐释其易学思想，同时突破经学注释的体例所限，发挥文学家的特长，利用文、诗、论、赋等形式，就某个易学问题展开更深入的论述。 　　一、文理文势 　　将六经看作一个文本，从文本的自足性去理解、分析、判断经学文本，这是“文人之经”的一大特点。欧阳修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疑古的经学家，他经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就可以称之为“以文解经”。就是在经学阐释中，常常从文本的文理、文势、文脉等角度去怀疑经学著作的真伪，判断后人经学的阐释得失之处，进而表达自己的理解。 　　朱熹在评价欧阳修的《诗》经学研究特点时说：“欧公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③这就是从文学家的角度看欧阳修经学的特点。是否符合文理，更是欧阳修易学的一大判断依据。欧阳修在易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第一次提出《系辞传》等易传并非孔子所作，否定河图、洛书以及谶纬等易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朱伯?说欧阳修是“从逻辑上和文章的结构上，怀疑《系辞》等传为孔子所作”④。从文本的角度出发，欧阳修发现《系辞》等传有很多不合逻辑之处，存在着“众说淆乱”、“繁衍丛脞”的现象。比如“三才之道”的论述，有两次重复，《文言》乾之初九、《系辞传》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等语句有四处重复，“系辞焉而明吉凶”有五处重复。再如“自相乖戾”、“自相抵牾”之处，《系辞传》中关于八卦的起源有三说：一面说八卦来于天降（河出图洛出书说），一面又说是人为（圣人观象立卦说），还有八卦出于揲蓍说，这三种说法明显地自相矛盾，这也可以看出《系辞传》非圣人所作。又如，关于“子曰”，欧阳修认为在《论语》中因为是弟子记载孔子的话，所以才出现了“子曰”的字眼，而《易传》一直被认为是孔子亲自所著，那么出现“子曰”岂不自相矛盾？所以欧阳修说：“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⑤正是这些《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