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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钩稽排比史料法的方法论意义 　　摘要：钩稽排比史料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也是史学研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西京部分除在《长安志》相关内容的基础上钩稽增补史料外，又对所有史料进行重新排比，使得《唐两京城坊考》成为研究隋唐长安、洛阳两城的集大成之作，并被今人视作研究隋唐史的第一手资料，其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钩稽排比史料法的成功运用，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并不亚于著作本身，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肯定。 　　关键词：史学研究；史料；史学方法论；《唐两京城坊考》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1—0137-05 　　钩稽排比史料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也是史学研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早在西汉武帝年间，司马迁即通过广泛钩稽相关史料并加以精心排比完成了史学巨著《史记》，之后史家编纂史书，几乎无一例外都要用到钩稽史料进而排比成帙的方法。自宋代以来，此方法更为普遍地应用到史学研究当中，徐松作为乾嘉学派的后劲，除在西北史地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外，其在文献学、唐史领域亦颇有建树，他不仅主持编纂了1000卷的《全唐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500余卷的《宋会要辑稿》，还撰有《唐两京城坊考》5卷、《登科记考》30卷。徐松之所以能够在文献学和唐史研究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其熟练地掌握和运用钩稽排比史料法密不可分。金毓黻认为徐松在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与努力“实为最大”，其所著《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乃自群籍中多方搜求，排比联缀以为一书，读者惊叹其难，亦《宋会要》之亚。盖徐氏之长在辑逸阐幽，详人之所略，为人之不能为，清代学者，自惠栋、卢文弨、顾广圻诸氏外，殊罕见其匹也”。当前学术界对徐松在史地研究上的成就颇多论述，对其在文献学、唐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也多所肯定，而对其取得这些成就所用钩稽排比史料法则鲜有论及，因此本文拟以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西京部分为中心，就此问题略作论述，一方面探讨钩稽排比史料法在《唐两京城坊考》中的具体运用，另一方面总结此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及意义。 　　一、充分利用前人成果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共5卷，卷1-卷4为西京部分，详细记载了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官署、苑囿、街道、坊市、寺观、宅第及渠道分布流向等内容，并利用史籍及金石、传记等文献，以子注的形式补充说明其建置年代、历史沿革、兴废递变及达官显贵宅第之奢华，对有关记载或补阙、或订正，是研究唐代长安城市布局、里坊宅第及风土人情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研究唐史的学者常用的重要工具书之一。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序》中对此书的史料来源虽有交代，但语焉不详，先师黄永年先生经与《长安志》《雍录》《长安志图》及其他资料的勘对，基本弄清楚了《唐两京城坊考》的资料来源，认为此书长安部分的文字是照录宋敏求《长安志》原文中记述长安城坊的内容，然后“再将唐人诗文、小说以及碑志中有关长安城坊的史实和其他记载，摘出补入有关城坊之中”。 　　先师所言甚当，但过于简略，笔者将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西京部分与宋敏求《长安志》相关内容一一比勘，发现《唐两京城坊考》西京部分系以《长安志》为蓝本，具体而言，《唐两京城坊考》西京部分卷1分别记宫城、皇城、大明宫、兴庆宫及三苑，此正文即《长安志》卷6宫室及卷7皇城部分。《唐两京城坊考》卷2、卷3外郭城部分逐一记载万年县所领诸坊，此正文即《长安志》卷7、卷8及卷9前半部分。《唐两京城坊考》卷3外郭城部分逐一记载长安县所领诸坊之正文即《长安志》卷9后半部分及卷10部分内容。又《唐两京城坊考》卷3所附长安城诸渠道如龙首渠、黄渠、永安渠、清明渠、漕渠则是徐松分别从《长安志》卷9朱雀门街东第五街永嘉坊内龙首渠的注文、卷11万年县所属黄渠的正文、卷10朱雀门街西第三街“大安坊”内永安渠、清明渠的原注及卷7朱雀门街东第一街开化坊内之漕渠的注文采辑而来并稍事增补而成，因此可以说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西京部分充分利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西京部分虽然以《长安志》为主要史料来源，但并不是照录原文，而是在原文的基础上，用调整先后次序、增补或删节、将部分原文改作注文或将部分原注改作正文的方法对原文进行了重新加工改订，同时利用各种历史文献，钩稽排比史料，进行大量增补。经徐松的改移增补，《唐两京城坊考》在叙述上与《长安志》相比更为简明而有条理，内容也更为丰富充实，充分体现了徐松在钩稽排比史料方面的学识和功力。 　　二、广泛钩稽相关史料 　　胡适在《（淮南鸿烈集解序》中说：“典籍浩繁，钩稽匪易，虽有博闻强记之士，记忆力终有所穷。”在徐松所处的时代，既没有工具书可供翻检，也没有任何检索手段可以利用，钩稽史料实属不易，同时鉴别取舍史料也需要具备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