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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和尚喝花酒 　　上海滩的堂子 　　民国年间，您若是去了十里洋场上海滩，一定要到风月场见识一番。彼时上海的烟花柳巷，基本等同于现在的各种“会所”，谈生意、干革命、讲斤头（黑社会讲和），主角们大多都是边吃花酒边听曲，谈笑间把事情办了。 　　蒋介石的结拜大哥、上海沪军府都督陈其美，在青帮中的辈分是黄金荣的师叔、杜月笙的师爷，性喜交游，成日花天酒地。同盟会成员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前，他在上海“清和坊怡情别墅”拜访陈其美：“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酒，也是陈其美请的。”辛亥后，上海的《民立报》讽刺：“上海杨梅都督陈某，连取小妾四人；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身居都督，成群结党，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 　　陈为人仗义豪爽，即便素不相识，也热心相待，最好的招待方式就是吃花酒。上有所好，下必盛焉，连干革命的都督都热衷，其他人自不必说了。如果您在民国初年去上海滩逛堂子，大可报上陈的名号，那样就会以低廉的价格，得到至尊的服务。不过这陈其美在上海滩没快活几年，二次革命的时候，被袁世凯派人给刺杀了，蒋介石当时是哭了个半死。 　　也许您会问，陈其美死了，咱再去逛堂子，报谁的名号呢？黄金荣？杜月笙？ 　　行是行，但黄跟杜毕竟是流氓出身，属于上流社会看不起的“白相人”（旧上海对混混儿的称呼），且黄金荣跟杜月笙发迹，也是二三十年代的事儿，您要是在民初说这两个人，估计吃不开。 　　有没有谁既能吃的开，又有几分面子的呢？ 　　当然有，花和尚苏曼殊。 　　您只要说是花和尚的朋友，估计姐儿们的眼睛都会笑没了。为啥？因为和尚够四海（出手阔绰），隔三岔五就会在某高档酒楼办群芳宴，请各路嘉宾。有文人记载： 　　苏曼殊腰缠甚富，任意挥霍。到上海后，常常出入“江南春”“海国春”“一家春”等名餐馆、妓院，叫局吃花酒……曼殊在上海，宴必致多客，一人所识无多，必托友人辗转相邀。问其故，则曰：“客少，不欢也。”客至则开宴，宴毕即散，不通姓名，亦不言谢，人皆讶之。 　　苏曼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怪人，他的朋友圈子很大，多数是腕儿，如孙中山、陈其美、黄兴、宋教仁、章太炎、廖仲恺、陈独秀、蒋介石、章士钊、于右任、鲁迅等。另外，他是半个日本人。中日混血，为父亲之日本小妾所出，自幼便离开父母，在祖屋长大。因饱受欺凌不堪忍受而出家，又偷吃鸽肉，被逐出师门，此后便以和尚自称。稍长，游学日本认母，数年，精诗词音律、擅梵文佛理，热衷宣传革命，俨然一代怪才。 　　民国初建，不少人兴高采烈跑官求官，苏曼殊很气愤，认为“这种人有什么用？仅仅只能担狗粪，洗厕所罢了”。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请他出来担任秘书，他坚辞，说自己只想与朋友“痛饮十日，有吃就行”，孙中山大笑“曼殊率真”。 　　因为跟沪军都督陈其美交情匪浅，苏和尚经常得到陈氏大笔馈赠。有了钱，这和尚自然就不守清规戒律，住在上海高等旅店沧州别墅，此处邻近静安寺，绿槐夹道，环境清幽。这还不算，还经常叫来一些美女相陪，满室春光。 　　民国初年，陈其美常去看望苏和尚，通常见高朋满座，美女如云，和尚与校书们诗词唱和，便艳羡不已。苏和尚不交权贵，对陈也不怎亲昵，陈却笑而对他说：“和尚在风尘中生活，不可令床头金尽。”遂赠金若干。 　　苏曼殊很迷恋吃花酒，只要有点钱，就呼三喝四，邀请朋友到某处吃酒，并“叫局”邀佳人作陪。旧上海的高等校书（有文学素质的妓女之雅称）日常生活很丰富，若是每天在堂子里打麻将，没人叫局，会很没面子。 　　那么，如何才能叫局，和尚又是怎么叫局的呢？ 　　召唤校书到堂子以外的场合，称为“叫局”。比如说您颇有盛名，在某酒店请客，想叫几个校书作陪，只需差遣酒店小厮，拿几张红色的“局票”来，写上某堂子佳丽的名字，以及您的落款，让小厮快点送去便可。任何消遣场所都备不同堂子的“局票”，也有专门送“局票”的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半大的毛孩子，擅长跑腿。 　　校书应召前往，称“出局”或“出堂差”，名气大的校书，通常还有小丫头或者老妈子跟着。对旧上海的高等校书来说，主要任务就是应召出局，陪伴男人们吃喝打牌。每日从中午开始安排一天的流程，有时候应付完堂差，起码要到半夜了。 　　一张“局票”的背后，往往是一系列的生意。首先，送“局票”的小厮要收几个铜板的跑腿费，这玩意不入账，您随手打赏便可。另外，开出“局票”的饭店或者赌场，会将当天何人何时叫谁出局记清楚，到了月底，会派人到堂子里收取一定的“车马费”，大约一局70个铜板，相当于代买车票的手续费。堂子里也会有明细账，届时一一核对，以免将别的堂子的人算到了自家身上。 　　在民国初年，上海滩级别高一点的堂子，都称为“长三”，其校书的局资为3元，“长三”也可代指高等校书。到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