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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 　　摘要： 选取2008-2010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高管年薪、持股及两者交叉项分别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短期年薪可以促进盈余管理，高管持股可以抑制盈余管理，但短期年薪和高管持股两者相乘的交叉项却可以抑制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 　　关键词： 高管薪酬；盈余管理；Jones模型；应计利润 　　中图分类号： F8309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1-0011-08 　　1引言 　　现代企业制度的迅速发展得益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两权分离也导致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冲突，产生代理问题。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拥有天然信息优势的管理层可能会进行盈余管理。通过设计一套完善的薪酬契约体系，将股东、公司利益与高层管理者自身的利益统一起来以达到提高管理者努力程度的目标，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所以，管理者薪酬契约是影响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也是建立盈余管理行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重要环节。因此，关于薪酬契约是否真正有效地激励管理层努力并使股东的财富最大化、能否有效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操控性应计利润，取其绝对值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代理变量；取董事、监事及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作为年薪的代理变量，用高管持股数与股本总数的比值作为高管持股变量，配合控制变量，对盈余管理和高管薪酬进行回归。实证结果显示，短期年薪可以促进盈余管理，高管持股可以抑制盈余管理，但短期年薪和高管持股两者相乘的交叉项却可以抑制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丰富了有关盈余管理问题的相关研究，有利于薪酬契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盈余管理的含义 　　盈余管理方式有许多，不仅包括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为达到满意的盈余水平而进行的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变更；也包括高管为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而进行的虚假经济交易[1，2]（Scott，1999；Healy，1999；包世泽，2008；李延喜，2011）。盈余管理具有一些相同点：首先，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其次，盈余管理的对象是会计信息使用者；最后，盈余管理的目的都是管理层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或公司价值最大化。 　　（二）高管年薪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 　　对于短期年薪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同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对一致，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短期年薪与盈余管理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Steven Balsam （1998），Watts（1986），Ferdinand A1Gul等（2003）指出， 公司高管短期薪酬契约是以会计盈余为基础设定的，为了年薪和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管会选择有利于提高盈余报酬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从而达到短期年薪的最大化。[3，4]王克敏，王志超（2007）选取了我国沪深两市2001-2004四年共1914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运用代理理论框架和LISREL模型， 分析了高管年薪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发现，高管年薪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包世泽，高锐等（2007），毛洪涛，沈鹏（2009）则从作为高级管理层的CFO出发，引用Dechow模型计算应计项目，研究得出其年薪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高管有为提高自身薪酬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傅琳琳、李延喜、冯宝军，2011）。 　　然而，也有少数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如刘斌等（2003）研究发现，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经理层的年薪报酬，CEO均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而魏国强（2009）利用修正截面的Jones模型计算出操控性应计利润，取其绝对值来衡量盈余管理程度，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6-2008年间的管理者薪酬与盈余管理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与薪酬契约中的短期年薪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黄文伴，李延喜（2011）也利用相同的方法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研究得出管理层年薪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三）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 　　对于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尚未形成统一定论。 　　Bergstresser等（2006）通过实证研究高管持股与经营性应计项目关系后发现，高管薪酬体系中的管理层持股激励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呈一致方向变化，说明管理层会通过调整报告盈余使其自身效益最大化。Burns，Kedia（2006）；Nagar、Nanda（2003），Wysoky（2003）的研究也得出CEO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越显著的结论。国内学者赵息等（2008）选取截止至2007年12月实施股权激励的40家上市公司为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