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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塔夫里的《文艺复兴诠释》看建筑微观史学研究 　　摘要： 　　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史家之一，意大利著名建筑理论和建筑历史学家弗雷多?塔夫里以其精深的哲学思辨名扬建筑学内外。塔里夫的作品中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历史计划的先锋研究对于我国世界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以及学科建设,都提供了众多有益的启示。本文通过对塔里夫作品的背景、内容与方法进行诠释与分析，希望对建筑微观史学研究有所借鉴。 　　关键词：塔夫里 建筑设计 建筑微观史 研究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威尼斯的尾声（Venetian Epilogue）是塔夫里《文艺复兴诠释》的最后一章，这一章的副标题是“雅各布?桑索维诺：从创新到程式” （Jacopo Sansovi o from Inventio to Consuetudo 　　），在本章中，塔夫里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文艺复兴晚期建筑师雅各布?桑索维诺在威尼斯的一系列建筑实践进行了诠释解读，作者所选的四个作品分别是： 　　 　　为维托? 格里马尼所做的未实现的设计（The unrealized palace for Vettor Grimani） 　　多浮林府邸（Palazzo Dolfin） 　　科纳府邸（Palazzo Corner） 　　列昂那多? 莫罗府邸 （The Case Moro） 　　 　　1.背景 　　 　　塔夫里对于Machuca和Siloe在西班牙的建筑设计活动的研究，从他们诠释人文主义信息的不同方式引出了欧洲如何接受这一新的建筑语言的问题。而这实际上又是对研究1527年的罗马大劫，以及这场劫难对城市赞助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之后的一种承接，查理五世位于格拉纳达的宫殿，以及桑索维诺在威尼斯的建筑，都是一种“大劫的灾难性大火后遗留下的某些最重要的灰烬”。 　　 　　塔夫里认为，某一文化体系在接受一种非本地的语言模式所主导的更新时，会遇到延迟（delay）、抵制（resistance），并会涉及到一些精神上的决定因素（mental determinants），而这一过程产生了适应、变形、演绎和混合（adoptions, distortions, interpretations hybrids）。 和前一章一样，塔夫里的研究过程并非针对整个外来语言如何被接受的问题，而是关注于一些特定的建筑。因为“针对某一领域的杰出人物的研究并不能产生一个一般性的假说，但是针对他们的那些富有史学说服力的片段（episodes selected for their historiography hypothesis ）进行深入分析会对研究产生特殊的价值”，这也是作者使用微观史学方法的意图所在。 　　 　　如同将凯旋门放在圣马可广场一样，外来语言在融入的过程中遇到了与原有城市结构的冲突和与基本前提（basic presuppositions）的冲突等问题。在经历了1527年的罗马浩劫后，威尼斯与罗马教廷开始经历持续的、公开的政治对抗，对“新”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威尼斯放弃其独立的地位。威尼斯的特质被认为是神圣的，贵族成员之间相互协调的理念以及宗教自豪感和市民自豪感的融合更多的提供了一种参照标准，而缺少自主权，缺少发挥余地。15世纪的“新拜占庭主义”是威尼斯在面临与教廷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对其自身特质的再次肯定，在这时的语境下，古代的建筑学被认为具有罗马的含义（acquired a “Romanist” significance）。 建筑师只能采用具有反抗意义的形式（patterns of resistance），并且被政府工程和经验主义知识所限制。例如，应用穹顶来表达威尼斯共和国“初始的平等”（original equality）这一理念。 　　 　　然而，如同在西班牙那样，混合和交汇的形式仍然是16世纪的威尼斯建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展示了一段与“新拜占庭主义”缠绕的历史。塔夫里选择分析罗马大劫后离开罗马的建筑师桑索维诺，分析其“现代”罗马建筑语言与其实际身处的威尼斯语境之间的斗争。 　　 　　2.内容 　　 　　为维托? 格里马尼所做的未实现的设计（The unrealized palace for Vettor Grimani） 　　 　　塔夫里关注了这一作品中出现的轴线旋转这一罗马传统，这有助于在不规则的场地上获得规则的几何空间。同样，庄严的楼梯、没有柱廊、两个连在一起的院子也是罗马传统的要素。方案对于罗马特征的炫耀使其在在威尼斯和罗马之间紧张的政治气候下并没有获得实现。 　　 　　多浮林府邸（Palazzo Dolfin） 　　 　　这一方案的主题是混合，即某种杂交形式。例如建筑的正立面中含有多立克、爱奥尼和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