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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园落地非洲起伏 　　“基于主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为了保障宏观经济稳定而采取的创汇政策，以及低劳动力均衡的现实，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为起点的产业发展战略应该成为欠发达国家的首选”——这是亚洲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世界银行在2012年给非洲提出的发展建议，因为那里是全球最后一块成本洼地。 　　中国尤其是这种发展的样本，对非洲有着相当的吸引力。中国政府也在试图将其变成自己在非洲的外交软实力：一方面，向非洲国家介绍自己在制定产业政策方面的经验，以吸引外商投资；另一方面，将传统的援助行为，转变成以投资为主体的商业行为。 　　与此同时，中国多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遇到反倾销贸易壁垒，加之产能过剩造成国内的恶性竞争，企业不得不出海寻找新的增长点。 　　这两种诉求在非洲天然地走到一起。中国商务部在2006年宣布，将建立50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参与招投标的投资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期以在转移剩余产能的同时，还能实现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到今天，中国海外工业园广泛分布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埃及以及赞比亚等国，继援建基础设施和资源能源型投资后，成为中国对非洲投资的新模式，并有大量民营企业参与其中。 　　然而工业园的发展喜忧参半。由于招商效果不如预期，商务部目前仅批准了17座海外工业园，其中6座分布于非洲。在理论上有助于在制度落后国家减少投资者交易成本的工业园，还面临着不少现实的困境。 从建厂到建工业园 　　虽然早前就有来自埃塞俄比亚（下称埃塞）钢管设备的出口订单，但是直到2006年，听了一位同行介绍后，民营企业苏州永元集团（下称永元）才准备去埃塞投资，看中的是那里经济基础落后，供需严重不平衡，同时尚不会遇到国内或印巴同行的激烈竞争。 　　“刚开始我们是想做老本行自来水管厂，”永元集团的副总经理周春龙对《财经》记者说，“但埃塞的工业部长建议我们开个水泥厂。”是时，供给不足将埃塞的水泥价格推高到每吨近2000元人民币。政府基建在2012年对水泥的需求量达到1200万吨，虽然现在埃塞本国供给量达到700万至800万吨，但永元投资时的本土产量只有100万到200万吨，由于缺少外汇进口量也极少。 　　永元找到了专业承建水泥厂的广西西普在矿山边建了家全工序的东方水泥厂，自己则开始着手处理企业化的经营问题。 　　面对工业化刚刚开始起步、经济实践与法律规则处于磨合阶段、财务与物流基础都比较落后的埃塞，永元没少走弯路。更别说埃塞在企业注册的法律和财税制度上，与中国迥异：“两个股东叫做私人公司，五个以上叫做股份公司。”这一切都让初来乍到的周春龙感到无所适从。 　　正在此时，作为化解中国贸易壁垒危机的策略之一，商务部出台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政策。时任商务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赵闯曾表示，“每一个确定下来的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国家将有2亿-3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支持，中长期人民币贷款最多可以达到20亿元。”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峰教授看来，在产业制度尚不发达的国家，工业园有着特别的效用。 　　在非洲，政府的政策措施和管制方法与现代企业、尤其是外资的发展非常不匹配，税制、资本管制等问题都不可能在整个国家一揽子转变；基础设施方面，例如埃塞的电力保障只能达到20%-30%左右，在短时间也无法达到完全供给。“工业园的价值在于，在一个比较有限的空间点上，先行实现对外资友好的政策，相对完备的基础设施供给，减少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交易成本。”卢峰评价。 　　遇到困境的永元就想，干脆就搞一个工业园。更何况，埃塞实行外汇管制，在埃塞的美元账户如果一个月不动，便被自动转换成当地货币比尔。与其坐等手中的比尔不断贬值，不如在当地进行再投资。2007年，永元参加了商务部的招投标。 　　相比近年投资非洲的企业，永元是幸运的，它不但在新市场有先发优势，而且享受了政策利好。根据世界混农林业中心研究员黄文斌（音）与威尔克斯（Andreas Wilkes）对国务院、商务部、发改委、外管局等主管中国对外投资的政策机构政策的统计，2005年，对外投资相关的政策出台数量达到峰值，全年共计27项。 　　除了要配合当时中国对非外交的战略，相关主管单位在这一时期频出大政策也与国内当时严重产能过剩的背景密不可分。“我们有将近80%的出口都去往北美市场，那几年美国双反闹得厉害。2007年是中国企业之间恶意价格竞争的顶峰，不出去是不行的。”周春龙坦言。 　　资金支持紧跟政策而来：2006年11月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后，2007年6月26日中非发展基金正式开业。首期10亿美元资金由国家开发银行出资，最终达到50亿美元，是国内第一只专注于对非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 　　永元投资建设的东方水泥厂，就是这种融资模式下的尝试，中非基金占东方水泥厂40%的股份。工业园则通过进出口银行南京分行申请政策性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