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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改革曲折路 　　在首都柏林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每周一的晚上6点都会举办一场规模不等的示威活动。人们抗议着六年前已基本完成的社会养老改革，即便这场改革目前已初获成效。分析认为在即将进行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如果表现不佳，与这场由社民党所力推的改革脱不了干系。 　　但德国得以在横扫欧洲的债务危机中独善其身，担当着欧洲经济的发动机，这场十余年前开始的改革功不可没。 　　德国是现代福利制度的摇篮，西欧福利国家的模式皆以此为源头。19世纪后期，当时的首相俾斯麦颁布一系列法律，保证工人能够安然度过病患、失业或年老等人生的脆弱时刻。从享受着最优厚福利的国家，转身为削减养老福利的先驱者，甚至成为寥寥无几提高退休年龄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反对声音之大可想而知。即便如此，德国这一次改革虽经数轮才得以完成，期间也少不了妥协，但终究将改革完成。 　　目前德国降低了企业对养老金的支付，削减养老金水平，确立起政府、企业和个人各自承担责任的三支柱体系。而诸多欧洲国家，面对强大的工会压力和持久罢工，政府往往选择妥协，改革半路夭折。 　　德国联邦劳工及社会事务部（下称德国劳工部）国务秘书安妮特·尼德弗兰克（Annette Niederfranked）对《财经》记者表示，改革之所以被民众接受，要追溯到俾斯麦时期在建立社会福利国家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个基本理念：社会伙伴（Social Partnership）——即雇主、工人和国家是伙伴关系，有责任共同保证养老体制的健康运行。 分阶段改革 　　德国公共养老金制度曾经是世界上最慷慨的福利制度之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顶峰，德国一位拿平均工资的普通全职工人退休后获得的养老金是工资的70%，远高于美国的40%。 　　此时一些人口趋势研究报告为这般慷慨的制度敲起警钟。德国的生育率很低，在欧盟国家中也居于倒数。再加之不断增长的平均寿命，人口结构将从2010年开始明显恶化。到2030年，适龄劳动力人口将从4200万减少到3300万，赡养率将从55%几乎翻倍到115%。 　　德国采用的是典型的现收现付型养老体制，由在职的一代赡养已退休的上一代，以支定收，基本没有结余。在这种模式下，115%的比例将必然引发养老金难以持续的财政危机。 　　尼德弗兰克对《财经》记者表示，德国从2001年到2004年的这一轮养老制度改革意在让这套体系与人口变迁相适应，在代际之间取得平衡。 　　虽然是看到了长期的趋势所在，但也惟有眼前的急迫感才能让政客们下定决心，对现有的制度开刀。 　　与现在德国的无限风光相比，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刚完成两德统一的德国却是欧洲大陆经济发展最暗淡的一块，统一后十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95%，失业率从1994年开始持续超过10%，最高达到过12.7%，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受到质疑。 　　1998年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一上台，就开始推动德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改革，养老体制改革是重头戏。时任德国劳工部长里斯特（Walter Riester）在2000年秋天提出了第一份改革草案，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在上议院得到批准，但改革的措施已经大打折扣。 　　“很多具体措施在最后一刻与工会妥协而放弃，因此在缩减开支、降低赤字上没能发挥太大作用……但2001年的改革却具有实质意义，强调了降低法定国家养老金比例，加强个人和公司养老金的比重，建立德国养老制度三支柱的体系。”普朗克社会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的布斯迈尔（Marius R. Busemeyer）认为。 　　此前德国养老体系虽然也已经存在国家法定养老金、企业年金和个人保险三个部分，但由于国家法定养老金占到绝对多数，另外两个支柱，尤其是私人养老保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时德国退休人员85%的收入都来自于国家法定养老金，相比之下英国为65%，美国更少只有45%。 　　里斯特改革的主旨就是要将私人部分切实建立起来，他计划从2008年开始，政府通过减税或直接资助的方式每年投入200亿德国马克（当时相当于90亿美元），激励人们最多拿出收入的4%参加私人养老金，同时逐步将法定养老金的比例减至60%。 　　2001年的改革还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劳动者和雇主共同支付的养老金贡献率上限：在未来20年不得超过20%，2030年不得超过22%。根据德国劳工部在1987年所作预测，如果不进行任何变革，在人口结构变化的前提下，要想让现收现付的养老体制避免入不敷出，企业和员工共同支付的养老金贡献率从1990年将持续增长，如果经济前景不佳，到2030年贡献率将超过40%，即使是在年景好的情况下，2030年的贡献率也会超过35%。 　　尼德弗兰克对《财经》记者表示，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降低企业养老金缴纳比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