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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外开放的理论和实践 需要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 ——在《开放与国家盛衰》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锦华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我代表我们课题小组的唐惠建、谭刚、冯苏宝、张玉阁同志，感谢人民出版社、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深圳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为《开放与国家盛衰》一书举办的这次座谈会。在这本书的研究、撰写和出版过程中，项怀诚同志、樊纲同志、马蔚华同志、人民出版社黄书元同志，以及惠州市委、市政府和燕山石化公司都给予多方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几位同志的发言，讲了很多很好的观点和意见，许多话都是知音之言。这种理解和支持，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 有关这本书的酝酿写作情况，谭刚同志已经讲了，下面我再补充讲三点看法。 一、为什么研究这个课题 我在序言中讲道，我对开放这个课题关注已久，一直在搜集和阅读相关的书刊资料。总想写点东西，讲讲我的看法。无奈年老力衰，精力不济，特地约了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唐惠建、谭刚、冯苏宝、张玉阁四位同志共同研究，成书的工作，主要是他们四位辛劳的成果。 许多同志都看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在 “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分配的顺序”一章中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读了这样的描绘，真让人揪心，叫你终身难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竟被别人看作五百年停滞于静止状态，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我们这些经历过旧中国苦难生活的一代人心里，封闭、停滞、落后、挨打的沉重历史，总是挥之不去。 2006年的7月，在综合开发研究院第七届理事会上，我在讲话中曾经强调：深圳的软实力，也就是深圳的影响力、吸引力，是深圳的改革开放文化，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开放，深圳在开放中形成的文化，就是海纳百川的胸襟，就是善于吸纳世界资源的智慧，就是在开放中推进的原始创新和合成创新的进取精神。深圳之所以能从一个边陲小镇后来居上，发展成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都市，就是重视区位优势，充分运用了开放的先机。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从半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过程。我的感受就是在序言中所讲的，“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两个巨大轮子。改革与开放内外结合，相辅相成。”我还多次举证说，中国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对外开放；而开放的扩大，又不断推进了改革深化。开放与改革形成的良性互动，成为激发经济活力的有效机制，推动了经济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就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来讲，开放是最深刻，也是影响面最大的改革。它对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促进作用，对科技创新和合成创新的激励，对社会的冲击，特别是对年青一代的思想解放、创业精神和勇于走向世界的影响，已经被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所证实。 我从1946年开始工作，至今已六十多年，先后在纺织、轻工、钢铁、石油化工等部门工作过，亲身感受过这些部门的核心产业，如纺织工业的化学纤维，轻工业的家用电器的突飞猛进，无一不得益于对外开放。再以钢铁工业为例，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龙头，“以钢为纲”曾经是我们的治国理念。毛主席亲自抓，党中央作决议，直至发动七千万人上山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几经周折，中国前30年的钢产量才达到3100万吨。后三十年，中国的基本政治社会制度并没有改变，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人，同样是经过了三十年，2008年中国的钢产量却超过了5亿吨，占到同年全世界钢产量的38%。前后三十年的巨大发展差距和根本区别，主要的原因，同样是得益于开放。中国钢铁工业以上海宝钢的发展模式为代表，通过开放，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利用世界资源和全球市场，促进科技创新，运用科学管理，实现了中国钢铁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如果不是开放，仅仅靠我们内部改革，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 现在，中国还处在工业现代化的中期，工业结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都面临世界科技进步和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等极大挑战。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应对挑战的最佳选择是开放。只有开放，才能持续激发活力，才能在强手林立中竞争发展。开放与改革，这个基本国策，是新中国60年，是中华民族汉唐以来的2000多年历史，特别是近500年历史教育我们的最珍贵的治国理念。 二、研究对外开放，要有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 我们把这个要求，作为研究《开放与国家盛衰》的标尺，也就是在本书“后记”中所讲的，以全球开放历史为经，中国对外开放为纬，梳理中外开放历史，探讨开放规律。 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文章、著作，我翻看得比较多，总的感觉是对开放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