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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　　——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 作 者】杨瑞龙【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考察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特殊作用，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并作出了以下推断：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正 文】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初始阶段，权力中心是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的主导因素。这样一种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具有纵向推进、增量改革、试点推广、利用已有组织资源推进改革等特征，它在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启动市场化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的内在规定性，因此从理论上说，它在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方面存在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杨瑞龙，1994）。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不断深化。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是，当自上而下的改革面临障碍时，是哪些利益集团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扮演着“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为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把具有独立利益目标的地方政府引入分析框架，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并描述了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三个阶段。　　　　　　一、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一种新的理论假说　　　　1、“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与“诺思悖论”　　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规则，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诺思，中译本，1994）。随着产品和要素价格、市场规模、技术等的变化，就会打破原有的制度均衡，出现新的获利机会，从而产生制度需求。如果组织或操作一个新制度安排的成本小于其潜在制度收益，就可以发生制度创新。至于一个社会通过何种制度变迁方式来获取这一潜在收益，则主要受制于这个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偏好结构。　　在特定的路径依赖下，我国在改革之初选择的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其特征是：（1）权力中心凭借行政命令、 法律规范及利益刺激，在一个金字塔型的行政系统内自上而下地规划、组织和实施制度创新；（2）尽管潜在制度收益的出现会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 但只有当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收益大于其成本时，实际的制度变迁才可能发生；（3）权力中心为制度创新设置了严格的进入壁垒， 即其他利益主体只有得到权力中心的授权才能进行制度创新（杨瑞龙，1994）。若要以这种制度变迁方式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将遇到一个难以解开的“诺思悖论”，即权力中心在组织和实施制度创新时，不仅具有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实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的动机，而且总是力图获取最大化的垄断租金。这样，在最大化统治者及其集团垄断租金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就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从而当权力中心面临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时，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诺思，中译本，1991）。“诺思悖论”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中表现为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之间的冲突。因此，在一个由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和能力主导制度变迁方向的框架内，为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因难以解开“诺思悖论”而面临一系列很难逾越的障碍（杨瑞龙，1994）。　　　　2、“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与进入障碍　　从理论上说，随着由权力中心推进的放权让利改革步伐的加快，利益独立化的微观主体具有利用下放的决策权捕捉潜在制度收益的动机。然而，在权力中心主导制度变迁的条件下，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能否转变为现实的制度安排，依赖其能否从权力中心获得制度创新的特许权，或者能否凭借其讨价还价能力突破进入壁垒，因而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同样面临着障碍。　　第一，担当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应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能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及时捕捉到由制度非均衡产生的获利机会。但在产权关系模糊的条件下，微观主体或因收益预期不明确而不能及时感知这一获利机会，或因不能排除免费搭车者而不愿从事充满风险的制度创新活动。　　第二，以自愿性契约为基础的制度安排是相互同意的个人之间的合作性安排，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预期净收益，自主行使进入或退出权。但由于我国的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权力中心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因此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如果没有权力中心的许可或授权，就既不能自主“进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