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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常建华 内容提要 作为新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于20世纪初诞生后，经历了兴起、停滞和复兴等三个发展阶段，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近代中国社会格局的剧变是中国传统史学走到尽头和中国新史学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而近代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方法的输入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走向深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中国社会史研究除了在社会形态史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外，其他研究基本陷于停滞。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走上复兴之路。学术界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注重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和区域社会的研究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个明显特征。 　　 作为现代史学一部分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诞生于20世纪初，经历了兴起、停滞和复兴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 　　20世纪初，中国传统史学已走到尽头，适应民族主义、民权观念的新史学应运而生。倡言社会改革的学者梁启超在20世纪曙光初露之际，为新纪元献上了史学革命的厚礼。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次年，他又以《新史学》为题，批评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陈迹而不知有群体”，号召掀起“史界革命”。他给历史下了新的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启超将历史研究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借鉴社会科学的观点，具有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将人类社会各种活动进行专门化、综合化研究的创新意义。《新史学》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这种历史研究对象和方法迥异千古的新史学，也正是直到今天社会史研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促使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观念和方法发生改变、治史者由重视政治史转到重视研究社会史，除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内部因素外，还同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与传播有密切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系统介绍了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与社会史关系密切的学科如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在中国开始建立。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也影响了历史学界。目前所见较早论述“社会史”的是李璜于1926年发表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东方杂志》23卷20号）一文。此外，促进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因素，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改造旧中国传统史学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奠基者。伴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20年代兴起了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从总体上探讨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变迁，它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和进化论的影响很深。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不同党派由选择中国革命道路引起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进而产生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形成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场论战对于历史学的贡献，是把“社会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社会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是一种宏观的整体史学，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革命的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的代表著作，首推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它开创了先秦社会史的新局面。此外吕振羽、侯外庐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体现了新史学的特征。当时广义的社会史受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探讨人类社会的演进，以研究社会性质、社会形态为主，是社会发展史；狭义的社会史主要探讨民俗习惯等大众生活，社会分类及其组织、结构。新史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用武之地，社会科学学者对社会史表现浓厚兴趣。二三十年代接受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最早的一般是留学归国人员，稍后是经过他们培养出的学生。这些人早期教育受中国传统学术训练，熟谙典籍，接受西学后，很容易将新的认识工具在旧学中运用，剖析传统社会文化，做出的成绩也别有洞天。以社会学为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主张中国社会学应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燕大社会学系培养出的学者确实在社会史领域一显身手，如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成为社会史名著。此外，吴景超留学归来任教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探讨汉代社会史。董家遵也是学社会学出身，研究婚姻史。研究社会史的其他社会科学者，有学哲学、宗教学的江绍原，著有《发须爪》、《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主修生物学、研习遗传学和优生学的潘光旦，研究家族与人才别开生面；学法律的陈顾远，著有《中国婚姻史》。当然，研究社会史最多的还是学历史的，他们在断代社会史和专门社会史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50至70年代的史学热点与社会史研究 　　50年代以后历史研究的重心有“五朵金花”之称，即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后四个问题均同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