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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传播中媒体的责任综述 100102119 潘晓芹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危机传播中媒体的责任，尝试从媒介功能理论的角度来探讨媒体在危机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应负的责任。危机舆情事件中,传媒要担当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理论探研,《信息公开条例》使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有了制度保障。媒体要坚持真实性、导向性、客观性、公共利益四项原则,在危机传播中当好耳目喉舌。 关键词：危机传播 新闻媒体 责任 社会学家于光远曾说过：“灾害是永远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自然——社会现象，人类的文明史实际上也就是征服自然，兴利除害的斗争史”。约瑟夫·普利策曾经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在海上航行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樵，及时发出警报。”而这些浅滩暗樵就是社会进步中的危机性事件。新闻媒体在这一斗争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媒体不仅可以选择对危机报道的角度，还可以控制危机的进程，引导公众的舆论，控制危机的发展方向，其角色的扮演多元而微妙。回顾最近半个世纪，我国媒体一直在探索中发展。 危机传播就是以传播学为核心，以政府、媒体、公众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传播学学科的一些理论知识、观点、和方法运用到危机管理中，在全社会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危机传播包括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等各种形态。危机传播涉及危机方的处理、媒体议程报道和公众满意程度等三个“力”，并且三者互相作用。危机传播是学界认同的危机处理的最好方法。 危机传播有三个阶段，分别为：危机预防、危机反应、危机修复。而我的综述是媒体的责任，在危机传播三个阶段均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研究背景 2008年三鹿奶粉在在媒体的参与下被迅速放大，并引起公共危机研究学者的重视，提及了我国危机决策实现运作中的客观存在的决策，决策质量落后等弊端。2008年6月28日发生“瓮安事件”，从6月22日女生溺水事发，到瓮安事件爆发的七天时间内，主流媒体对事件本身失语。 我国危机传播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是2003年爆发的非典，它激发了政府对信息公开的重视，研究危机传播的文章与著作开始增多；二是汶川大地震，它使我们认识到传媒在危机事件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危机传播的研究也随之深入。学者史安斌在《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中提出：“危机传播就是在危机前后以及发生过程中，在政府部门、组织、媒体、公众之间和彼此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过程。”媒体的力量对于危机事件具有放大和稀释的作用，对于当下维稳的现实政治需要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危机传播中媒体的责任 在我国当前国情下，当公众危机发生时，社会关注、媒介、组织管理部门三者之间存在着信息流动、传播、控制的微妙关系。危机爆发后，中国媒介天生的政治依赖性使它不能实现独立、公正与信息的完全开掘与释放，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媒介对于自身监控社会这一职能的坚守。 在2010年11月的上海大火灾报道中，上海部分当地媒体，选择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微博，连夜赶印头条等形式做出了对社会大众客观、即时的信息传送。此举得到了业内的一致赞赏，也得到了读者的肯定。 媒体作为社会的守望者，理性地认识和判断风险，科学地报道风险，让公众对风险形成正确的感知，把风险造成的恐慌和损失降到最低点，这是媒体的责任。媒体这方面做好了，便是风险解决的助推器；做不好，便可能是风险的社会放大器。社会责任是传媒的生命线，传媒社会责任失范会造成传媒公信力、丧失守望职责和侵犯受众信息享有权等危害。 在危机传播中，大众传媒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媒体通过报道处理危机的经验和教训、介绍其他国家处理危机的案例等，可以引导大众如何进行危机预防、如何应对危机。另外，如果媒体能够做到及时、准确地公布危机信息、危机管理的最新进展，则可以做到危机传播基调统一，避免公众臆想猜测造成的恐慌和动荡，起到稳定人心、平息事态的作用，而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受众信息观念的更新，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作用日益明显，承担了危机预警、危机信息解释和舆论引导作用。 在危机事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及时传播信息，尊重民众知情权 危机事件报道具有突发性、紧迫性、危害性，破坏性、严肃性、高度关注性等特点，它关乎国计民生，有很高的新闻价值。危机发生时，具有很多不确定的信息，需要很多信息来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因此媒体应该在第一时间作出迅速反应，媒体信息发布的及时程度和透明程度被视为事件由“危机”转为“良机”的关键，公众在此对对于信息的需求数值达到顶峰，需要真实的信息以避免恐慌。此时，时效已经成为媒体的第一生命力，在重大突发事件的临界点上，公开透明及时地抢占先机，被看做报道成功的一半。这也是新闻媒体的责任。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国媒体的表现赢得了外媒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第一时间发布，全天滚动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