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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投引入后的控制权配置与创业企业成长关系的模型构建 　　内容摘要：知识经济时代，受风险资本支持的创业企业正逐渐成为技术和创新时代的主角。创业投资者的引入对企业的索取权和控制权必然带来影响，控制权意味着决策权和行动权，控制权配置对企业价值、企业家和投资者的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控制权理论、企业成长理论、企业家行为理论为基础，基于结构—行为—绩效（S-C-P）的研究框架，以主体行为为中介，构建了控制权配置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模型，并得出相关结论，为深入探讨控制权配置对各主体行为的微观作用机制及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提供分析框架。 　　关键词：创业企业 控制权配置 企业家行为 企业成长 　　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接受创业投资、受风险资本支持的创业企业（本研究所称创业企业，特指此类），正逐渐成为技术和创新时代的主角。知识与技术取代资本和劳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创业活动和小企业在经济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创业企业早期成长阶段，资源约束性强是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而创业投资者为创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和增值服务。 　　Kortum Lerner（2000）指出“一美元创业资本激发专利的效率是一美元传统公司RD费用的10倍。”国内研究也证明，创业投资者的资金和增值服务对企业成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贾生华等，2009；刘二丽，2008）。创业资本的进入不仅带来了资金支持和增值服务，也引起了企业权力结构的调整，并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产生必然影响。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主体间信息的不对称及创业企业的高风险性，控制权的分配成为创业企业有效治理的关键。在初始契约无法完全描述未来或有事件（状态）时，控制权意味着对未来契约未描述状态的处理和再谈判的权利（姚伟，2003）。一方面，控制权对权力主体发挥着重要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控制权还影响着权力主体的决策和行动，最终影响企业的效率。因此，控制权对创业企业家、创业投资者、企业价值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合理的控制权安排能够提高企业的价值（Hart，2001）。 　　创业企业家和投资者的控制权争夺案例从不鲜见。众多的案例中，创业企业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一些创始人在引入投资机构之后，控制权受到威胁，如新浪创始人王志东、苹果创始人乔布斯、Fortebio创始人谭洪等，他们或遭资本驱逐，或被资本架空。这其中既有因为创业者没有在企业高速成长阶段转变为一个合格的经理人而被淘汰的，但更多源于双方利益的冲突或战略决策的分歧。一直以来，通过分阶段投资、董事会席位、特别的契约条款设计等，创业投资者在控制权的设计中积极强化自身地位。 　　然而，在经历了被资本绑架或者驱逐后，创业企业家们开始关注控制权的把控，例如，马云积极地回购雅虎持有的阿里巴巴集团股权以掌握自己和阿里巴巴的未来，Facebook创始人Mark Zuckerberg精心设计股权结构的双轨制，刘强东在融资合约中对控制董事会的特别约定，这一系列举措显示创业企业家争取控制权的积极态势。基于此，研究控制权在创业投资者和创业企业家之间的配置，分析控制权配置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献述评 　　Berle Means（1932）提出的“两权分离”和GHM的不完全契约理论（Grossman Hart，1986；Hart Moore，1990）开启了控制权的相关研究。Hart Moore（1998）、Tirole（2001）、Aghion et al.（2004）、Hart Holmstrom（2010）进一步拓展、丰富了控制权理论的研究。伴随着控制权理论的发展，学界对控制权的界定也作了丰富的探讨。虽然具体描述各有不同，但主要从以下角度予以界定：认为控制权体现为董事会成员的选择权（Hellman，1998；Blumberg，1983）；认为控制权是影响行动选择的权力（Tirole，2001；张维迎，1995）；认为控制权是对业务经营、资产使用和重大战略的决策权（Loss，1988；Jensen，1988；Hart，1990；Kaplan，2002；周其仁，1997；董秀良，2002）。 　　（一）影响控制权配置的因素研究 　　第一，权力观影响控制权配置。不同的权力观形成了控制权配置的不同基础，委托代理理论和GHM新产权理论所奉行的“财务资本强权观”强调物质资本的重要性。知识经济时代，Rajan Zingales（1998，2001），Tirole（2001）认为信息和知识优势、对任何关键性资源的“进入权”都是权力的主要来源。张晓峰（2011）构造了企业权力的O-SEA分类，分析了权力的多重来源，如资本所有权、专用性投资、专有性资源和组织结构等。 　　第二，主体的谈判力影响控制权配置。与成熟企业的控制权配置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