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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期间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摘要：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各省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各省区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有所不同：同前期相比，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为正效应，并且正效应明显变大；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为微弱的负效应；而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与之前相反，分别表现为不显著和显著的正效应。因此，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控制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继续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改善文教支出结构，从而提高其使用效率。 　　关键词：地方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0-0023-05 　　以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为标志，我国财政体制开始由生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试图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而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先后经受了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第一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第二次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为了扩大内需和“保增长”，我国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并且在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力图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为经济增长增添新的活力。那么，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有何不同？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特别地，为了“保增长”，是否延缓了我国向公共财政转型的进程？显然，对此做一个比较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财政转型的方向。 　　一、文献综述 　　关于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于政府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Barro（1990）[1]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对98个国家1970—1985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具有负效应。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2]在Barro（1990）[1]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依据单部门新古典增长模型，使用1970—1990年43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经常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而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同样的回归方法应用于21个OECD国家时，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论。Colombier（2011）[3]以瑞士为例研究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用于交通基础设施、教育和行政管理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Adewara和Oloni（2012）[4]采用尼日利亚1960—2008年的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教育和水利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而医疗卫生、农业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和国外学者不同，近年来国内学者着重对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由于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他们得出的结论也各有不同（王婷婷、朱建平，2011[5]；王新军、赖敏晖，2010[6]；夏祥谦，2010[7]；余可、温海滢，2011[8]）；特别是仅有少数学者注意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阶段的比较研究（王新军、赖敏晖，2010[6]；夏祥谦，2010[7]），其他文献大都没有做阶段性划分。 　　考虑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东盟的出口严重萎缩，为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国家于1998—2003年实行了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支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社会保障、科教文卫等重点领域的支出。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才逐渐从外需不足和内需疲软的双重困境中走出来，并于2003年重新实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好景不长，2008年以来我国再次遭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大幅萎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急剧下降。在此背景下，国家果断实施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希望通过将财政政策重新从稳健转向积极，实现“保增长”的目标。本文拟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一个比较分析，然后结合向公共财政转型这一现实需要，对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设定和指标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夏祥谦（2010）[7]在对比分析生产财政和公共财政下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在数理模型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了如下的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