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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应对 　　[内容提要]多哈会议的成果有限，说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努力面临重大困难，陷入自1988年国际社会启动气候变化相关谈判和应对进程以来的最低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各国均将成本一收益平衡当做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的重要决策依据。其具体体现为碳排放覆盖率的参与度，这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关键因素。通过构建成本一收益平衡的理论模型，本文论证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发展的双重均衡方程，指出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仍停留在相对稳定的低（收入）水平均衡状态上。很显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必然还存在一个可以带来高收入和高福利的高水平均衡点。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寻找和确定从低水平均衡点迈向高水平均衡点的临界点并实现突破，推动各国提高参与度，推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向高水平均衡点迈进。 　　[关键词]气候变化 成本—收益分析 国际框架 均衡点 　　[中图分类号]P4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4-0042-15 　　自1988年国际社会在加拿大多伦多首次召开半官方的气候会议，到20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多哈会议（COP18/CMP8），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国际谈判已走过25年历程。多伦多会议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减排目标，即以1988年的排放水平为基准，到2005年全球减排20%，这一目标史称应对气候变化的“多伦多目标”。现在看起来，这一目标显然过于理想化。因为在2012年多哈会议最终通过的决议里已经找不到明确的全球碳减排目标，更多的则是“希望”、“理应”、“自愿”等字眼。这意味着，经过25年的努力，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上的意愿和进展可谓是不进反退，尽管全球的碳排放水平已经远高于当年。因此，颇有必要对既有的具体应对策略特别是指导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应对实践的理论加以总结和检讨。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的决策依据。一般认为，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有效性根本上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国际社会最终之所以能达成这样或那样的决议，也正是因为决议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各国的参与度。因而，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里程碑，最初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才将其生效条件设定为55%的排放比例，也就是附件一国家名单中至少有足够占到全球排放总量55%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该议定书，其规定的各项条款才能真正生效。 　　需要指出的是，决定各国参与度的，是各国对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成本—收益计算；换句话说，成本—收益计算是各国气候变化外交的决策基础。例如，美国参议院在讨论表决议定书时有过这样的阐述，“任何（气候变化）国际协议都必然会对国内经济产生系列的金融（经济）影响”。具体而言，所谓的“经济金融影响”实际上指的便是成本与收益，即加入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协议究竟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收益，同时又增加怎样的成本。也就是说，美国唯有在明确了这样的成本一收益关系后才能做出是否加入议定书的判断和决策。对此，在美国国会一次有关气候变化的听证会上，与会参议员在回答为何美国仍没有加入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问题时解释，“因为美国还没有弄清楚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各种影响”。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将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切入点，分析缘何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停滞不前，认为这一现状恰好是出于成本—收益考虑导致的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低水平均衡。基于对更高水平平衡存在的乐观判断，本文认为，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推动各国提高参与度，使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向更高水平的均衡迈进。 　　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计算 　　国际学术界有关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分析主要通过建立各种经济学模型进行测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是利用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一定时期内（如到2055年或者2100年等）的经济增长、能源利用、碳排放、气候变化模式、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各种碳减排和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等因素作为变量纳入到模型中，同时赋予各个变量以各种参数，然后计算出在不同排放及减排情景下的碳排放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与收益。 　　以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ICE，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Model）的研究为例，笔者对在2009年12月国际社会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表1）。在这一模型中，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依据有三个： 　　一是在《哥本哈根协议》的气候变化应对路径下，全球及各国由于受气候变化影响而造成的直接净损失，净损失的含义其实已经包括了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因素； 　　二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全球及各国设定的减排路径和政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