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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治理对房价的抑制效应研究 　　摘 要：抑制过快的房价上涨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腐败治理不仅可以抑制腐败推高房价的灰色收入效应和市场势力效应，而且对房价有直接抑制效应。构建房地产价格计算模型，利用2002—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在全国和区域层面分别进行计算分析结果表明，腐败治理对房价的抑制效果显著，其中东部、中部地区效果更为显著。 　　关键词：腐败治理；房价；抑制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1-0071-07 　　一、引言 　　从1998年对传统的福利分房进行改革以来，中国的房价持续攀升，特别是近几年又有了一个大幅度的跳跃式增长，积聚了大量价格泡沫（刘民权、孙波，2009）[1]。居高不下的房价，不仅会导致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加剧（昌忠泽，2007）[2]，而且使住房难成为普遍的民生问题，已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可以说，有效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 　　在不断上涨的房价面前，中国政府在抑制房价上涨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包括限购、提高贷款利率、提高首付比例、建设保障房和试点征收房地产税。尽管有人调侃似地声称房价“越调越高”，然而仅仅简单地通过观察政策出台后房价的反应来判断一项政策的好坏并不科学。无论从实际中观察还是从理论中出发都可以得出，房价的动态变化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关于我国房价决定因素的研究层出不穷，主要可梳理为两条主线：（1）供给层面分析，例如况伟大（2005）认为长期来看地价是房价的格兰杰（Granger）原因[3]，王成成和王晓辉（2011）实证研究发现房地产竣工面积能显著抑制房价上涨[4]；（2）需求层面分析，如杨永华（2006）提出居民收入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5]，阮加和刘延平（2009）、刘民权和孙波（2009）等研究则结合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分别考察了货币政策、金融制度、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需求等因素对房价的影响[6，1]。 　　然而，作为一个典型的转型经济大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情境下，中国地方官员占有大量个人、企业所需的行政和经济资源，权力租金的存在孕育了腐败机会，诱发了腐败现象的蔓延（Krueger，1974）[7]。在房地产市场中，房产开发从立项、贷款、工程招标、监理验收等各个环节都可以看到权力的影子，仅2009年土地出让、规划审批、招标投标等环节的职务犯罪案件就达6 451件[8]。公婷、吴木銮（2012）则基于2000—2009年中央法制报刊（《检察日报》）腐败案件报道的数据，发现我国腐败规模处于上升趋势，其中土地房产腐败案件尤为突出[9]。或许，我们可以毫不忌讳地宣称，腐败可能恶化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供求系统，那么，对房价的研究除了要考虑上文中提到的重要因素外，仍需要从制度架构着手分析腐败对房价的影响。目前国内学者对腐败的房价效应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李琳（2007）、俞宪忠（2008）认为寻租的腐败费用抬高了建房成本，成为了高房价背后重要的供给推手之一，建议采取各种措施防治土地交易腐败以促进房价的合理回归[10-11]；而潘向研和曾国亮（2013）等研究表明腐败产生的灰色隐性收入是中国房价过快上涨的因素之一[12]。但上述研究多止于腐败与房价关系的叙述性分析，鲜有提供一个规范的实证来说明腐败治理对房价的积极效应。根本上说，腐败治理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优化房地产市场最终是一个需要实证支持的问题，也是更具实践意义的问题。 　　同时，国外学者有关腐败经济效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Leff（1964）、Liu（1985）、Barreto（2001）等人认为腐败并非总是对经济增长不利，它有利于规避无效的政策和蹩脚的管制，降低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激活可能搁置的有效资源配置方案，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3-15]。虽然理论层面上相关的研究分歧还在继续（RockBonett，2004；Méon Weiil，2010）[16-17]，但结论不尽相同甚至相反的研究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腐败经济效应的理性评价。腐败对资源配置效率可能并不是一无是处，或许它本身就是对政策失灵的一种理性反应。那么，具体到一个特定又特殊的房地产市场，腐败对房产资源的配置信号（房价）具体的作用机理如何就有待于进一步细致的梳理。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借鉴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构建一个房地产市场的寻租模型，以分析腐败以及腐败治理对房价的影响，并进一步采用了2002—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腐败治理的房价抑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深化了已有研究：（1）模型分析表明，尽管腐败可能对寻租方和设租方都是有利的，但其对消费者却无利，即使会增加房地产的供应数量，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房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