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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历史教育研究的现状及其思考 朱 煜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摘要]在台湾地区学术界，王仲孚、张元、林慈淑、刘静贞等许多教授对历史教育问题颇有研究。《清华历史教学》、《历史教育》等学术期刊成为台湾历史教育领域学理研究的重要园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近三十年英国中学历史教育改革”、“儿童历史认知特点与模式”、“历史意识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第二层次概念”等领域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借鉴台湾的经验，有助于推动中国大陆地区历史教育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 台湾；历史教育；历史教学；历史认知；历史教科书 我国台湾学术界对历史教育的研究，近五十年来基本没有间断，台湾学者王仲孚教授曾将已发表的有关历史教育的论文，整理出两份《著作目录》，收录的论文起于1948年，迄于2000年，论文数量近千篇。进入90年代后，台湾学术界的相关论文（专著）数量有较大增长，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学术水平逐步提高。笔者阅读台湾学者的历史教育研究论著，惊异地发现他们对有些课题的研究颇为精深，探索相当前沿。加之，台湾历史教育正处于大变动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了解台湾学者对历史教育的认识、看法和研究动态。鉴此，笔者根据搜集到的有限资料，加以梳理，同时提出一些思考的意见。不当之处，敬请识者教正。 一 研究队伍、主要刊物和学术活动 在台湾，20世纪40—60年代，一些老一辈史家对历史教育问题就曾发表不少感想、心得。譬如，40年代末，时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的李季谷教授在《台湾新生报》上发表《论历史教育与民族心理》（1948）。劳干教授有感于教科书有不少错误，作《本国史教科书中的若干问题》（1950）。[1] 1962年，专长西洋史的高亚伟教授发表《历史教育的立场问题》一文，引起一场并不算小的笔战。高教授的观点是：本国史的教学应采取中华民族的立场，不应以汉人的立场将非汉族视为外族，多叙述各族间的融和，少叙述各族间的冲突；外国史的教学应有我们自己的民族国家立场，而不能以外国人的立场为立场。[2]随后有不少学者赞成高亚伟的看法。但是，陈光棣教授认为对历史的最低要求是忠实、可靠，这就不能有所谓“立场”，因为有立场就不能公正和客观。[3]争论最后虽然没有得到确切的结论，不过高亚伟的基本观点显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70年代以后，李国祁、王仲孚、刘德美、胡昌智、张元、陈丰祥等教授均对历史教育有所研究。王仲孚教授和张元教授被认为是较为重视历史教育及教学法的研究者。[4]台湾师大王仲孚教授是中国上古史领域的资深学者，在历史教育研究方面，成果也颇多。2001年出版《历史教育论集（修订二版）》，汇集了作者从1971年至2000年三十年间陆续发表的历史教育论文。2003年出版《台湾中学历史教育的大变动——历史教育论集二编》（2005年出了增订版）。面对台湾社会“去中国化”、历史教育处于大变动的背景，王仲孚“论集二编”，有一半文字是评论台湾历史教育变动过程中的大事件的。卷首有作者的一篇长文，详细阐明台湾近五十多年中学历史课程的演变过程，对“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使“历史课程”消失得仅剩下一些“历史素材”，按照“同心圆”理论架构的历史课程顺序，以及“高中历史课程纲要”中有关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划分、台湾史与中国史的关系等问题，逐一发表见解。 “论集二编”有不少颇有分量的专题论文。如《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试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特性》、《试论历史教科书的主体意识》、《再论历史教学中的人物评价问题》等。针对台湾在国中实施“认识台湾”新课程，接着又推出“九年一贯课程”，欲以“合科”的名义，取消历史课，王仲孚指出，台湾历史教育的“本土化”倾向，“将深深影响当代台湾青少年的‘社会历史记忆’，以及他们的社会认同。”[5]关于历史教科书的编辑，作者认为，教科书不应写成：（1）花俏的通俗读物；（2）无解的学术议题的讨论集；（3）支离破碎的史料读本。[6]王仲孚认为，“专题式”的历史教学，不适合高中生，按照“专题”编辑的历史教科书，呈现的是教材的“专深”但整体而言则漫无系统、支离破碎。[7]虽然，高中历史教学能否采用“专题”，笔者以为尚可讨论（不考虑台湾高中历史课程变动的特殊背景的话），但他对历史教育之重要地位的强调，无疑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另一位专家，清华大学的张元教授，其学术专长是宋史研究，但对历史教学一直抱有浓厚兴趣。从80年代中期至今，张元发表数十篇（部）有关历史教育的论文（专著）。他的文章，注意引进西方特别是英国的历史教育理念与经验，并在台湾的课堂上进行验证，然后提出一些认识来。 譬如，不同年龄学生的历史认知水平究竟如何？90年代初，英国伦敦大学的李彼得（Peter Lee）、狄更逊（Alaric Dickinson）以及周孟玲，为了揭示学生历史认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