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21：杜威在中国.docVIP

1919-1921：杜威在中国 　　1919年4月30日午后，28岁的北京大学代表胡适、与胡适同岁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行知、33岁的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和其他几位中国青年学者，终于迎来了发自日本的熊野丸号轮船，欢喜地迎接近60岁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及其妻子艾丽丝、小女儿露茜。 　　三天后，杜威在江苏连续两天作了两场《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千余青年冒雨赶来，《东方杂志》1919年16卷6号载周由廑所撰文章形容说“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之旅正式开始。 　　在江苏做第二场演讲时，恰逢“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民众“为了建立一个统一而独立的民治国家而进行的斗争的吸引力”，使原本计划在1919年夏天回美国的杜威一家改变了行程，他们决定留在中国，遂向哥伦比亚大学请假一年，得到了学校当局的同意。 　　一年即将届满时，他们还舍不得离开，经再次申请，又得以延长一年，直到1921年7月24日才由青岛登船，恋恋不舍地挥手作别。 　　在中国生活的两年两个月零二十四天里，杜威除了教学，还做了大小演讲200多次，足迹遍及当时二十二个省中的十一个：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 　　在中国生活的两年里，杜威是老师，甚至被尊为“西方的孔子”。1919年10月19日晚7时，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由教育部、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为杜威六十岁举办寿宴。会上蔡元培代表北京大学致祝词，在祝词中，蔡元培提及杜威博士与孔子生日时间偶合，他将杜威博士与孔子的学说分别作为西洋新文明与中国大部分文明的代表，比较了两者的异同。异处例如：孔子尊王，博士提倡平民主义；孔子说女子难养，博士说男女平权；孔子说述而不作，博士说创造。两人亦颇多相似之处，例如，以教育论，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平民教育家，他的教育破除了阶级区分；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作为普通学，用德行、政治、言语、文学四科作专门学；孔子针对不同学生应用不同的教育教学方法，是为“因材施教”。可以说，孔子的学说亦重在发展个性、适应社会，提倡经验、试验与思想的并重，这亦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主旨。蔡元培认为东西文明的整合是用西洋科学的精神整理中国国故，以产生新义。蔡元培分辨孔子与杜威思想同异及结合中西思想的努力，以及《民国日报》、《申报》、《晨报》等新闻媒介长篇累牍地给公众连载报道杜威演讲全文，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文化学人致力于谋求在中西文化的嫁接中孕育文化奇葩的缩影。 　　在中国的生活里，杜威也做了学生：他体验了这个古老国度里诸多与自己年轻的祖国相异的文化与习俗，并由衷地敬佩中国民众创建共和国的努力和巨大的热情，他不仅从年轻的共和中国得到了社会教育作为社会进步工具重要性的生动证据，甚至根据自己中国之行的经验和新的认识，而对自己关于个人与社会、习性与冲动之关系的著作《人性与行为》大加修改方才付梓。 　　中国，是杜威除自己的祖国以外，生活时间最长的外乡；中国，也是除了自己的祖国以外，杜威最为关注的国家。在中国的两年，杜威在1914年创刊的《新共和国》和1898年创刊的《亚细亚》两个杂志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向西方介绍中国并为中国辩护。 　　“杜威在中国”的话题，我们可以赞慕，可以批判，可以平和地了解，但就是无法绕过。 　　平民主义教育的政治与社会哲学 　　杜威在华讲演的主题，是民治的政治与社会哲学、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教育。美国学者基南在《杜威在中国的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一书中，将这三者贴切地比喻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民治的教育，以科学的实验主义为方法，以创建基于民治哲学的社会为目的，三者之间相辅相成。 　　教育如何促进民治社会的创建呢？ 　　首先，将公共教育作为“国家”的责任，由国家实施平民教育。杜威在《教育哲学》的演讲中说，教育不是个人的事业，是社会的、公家的和政府的责任，是人类社会进化最有效的一种工具，应由国家实施，政府当承担为公共学校拨款的责任，由此，使曾为特别阶级施行的教育变为普及教育，让每一个平民亦能享受公共教育。 　　对普及教育的呼唤，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教育机会的平等。在杜威用民主的理想打破阶级、种族和国家之别时，他谋求的是“一个社会必须给全体成员以平等和宽厚的条件求得知识的机会”。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的演讲中数次呼吁中国发展普及教育以促进平等，且通过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发展。 　　其次，教育目的由个人组成的“社会”来制定，从而避免设立一个范围偏狭、排他的、含有敌对性质的国家目的。教育目的包含个人与社会两个维度：教育的个人方面，在于学生成长为主动、独立、活泼、有创造力和判断力的人；教育的社会目的又分为政治与社会生活方面，民治国家的政治教育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与行使公民的权利，同时使学生获得良好公民的资格，为国家谋公共利益。社会生活方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