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语言中的人性观照和哲理光辉.docVIP

诗性语言中的人性观照和哲理光辉 　　曹文轩教授曾说过一句话：“美的力量大于思想的力量。”阅读《前方》，我们却会发现，思想与美在这里一路同行。 　　与一些不惜以牺牲美而换得深刻的作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曹文轩教授的作品始终坚持“美感”“浪漫气质”“悲悯情怀”。 　　《中华读书报》的记者曾经好奇地问：“那么，您是如何处理作品深刻与美之间的关系？” 　　曹教授如此作答：“我并不认为美与深刻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是现代主义认为它们之间是对立的，甚至是不共戴天的，它们仿佛与美有世仇。19世纪的大师们从来也没有觉得它们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回头读19世纪、20世纪初的作品，看到的是一种平衡，各种元素的平衡。而现在这个平衡被活生生地打破了。19世纪、20世纪初的作家们所理解的深刻和后来的现代主义所理解的深刻不一样，事实上，从前的作家更比今天的作家强调思想。‘一个文学家必须是一个思想家’，这是传统的经典性的表述。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什么叫深刻？现代主义告诉我们，深刻存在于肮脏之中，存在于变态之中。只有那里藏匿着的深刻，才是文学应当委身的深刻。把持着诺贝尔文学奖生杀大权的那帮老头们，向世界文学传递的信号，也是这样一个信号。文学宁愿去欣赏一个女人用锋利的刀片鲜血淋漓地切割自己的私处，也不肯去关注孤独地坐在水边、远眺青山、目光里尽是哀怨的永远的翠翠。《边城》仅仅是美吗？我暂时不想染指现代主义，还是敬而远之。” 　　他向学生提出了他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的一个词语：“恋思癖”，即将文学批评无休止地向思想上倾斜，而忽略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与情感功能。 　　那么文学究竟何为呢？曹教授告诉我们，文学的根本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他认为，文学应该有三种维度，一是道义，二是审美，三是情调。而中国当代的许多作家却在放弃这样一个基点，只剩下了所谓的“深刻”。 　　他说：“有一次会议上大家问你喜欢康德还是歌德？我说我喜欢歌德。歌德到了那么大岁数了，还只有欣赏美丽的东西，我觉得康德虽然是个大哲学家，但是这两个人在一起，我肯定是愿意做歌德，不愿意做康德。” 　　因此，在《前方》的诗性语言中穿行，你会发现它的深刻仍是被“纯美”浸润过的深刻；哲理的光辉中，最温暖最美好的还是作者对人性的观照。 　　一、生存的困境：我们一直在路上 　　流浪，是人类的原始天性，是一种克制不住的欲望。 　　“当人类还未有家的意识与家的形式之前，祖先们是在几乎无休止的迁徙中生活的”，这种迁徙甚至无法完全脱离动物的自然属性，它与美洲荒原或者非洲荒原上的动物大迁徙有着某些共通之处：前方在召唤着它们，它们只有奋蹄挺进。 　　在作者诗性浪漫的语言中，蓬蓬勃勃的生命穿越浩瀚的时空逼近我们的视线：生命，大概就是在运动中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在人类还没有家之前，所有生命的心灵和血液里，就已经有了一颗“离家――流浪”的种子。 　　后来，人类有了家，这颗“离家――流浪”的种子便越发灿烂地开出了花，外界的诱惑、对自由的渴望，促使人们纷纷离开家园，开始一场人生的漫长旅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流浪史。 　　如果说迁徙的习性是林语堂所说的“我们的动物性遗产”，那么外界的诱惑和对自由的渴望就是哲学里面所说的“遮蔽”。现象学家、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过，事物的显现过程是一个去蔽的过程，遮蔽去除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就显现出来了。 　　生活在人们的直观中敞现了最直露的表象，但其表象遮蔽了真理的显现：外面世界的“丰富多彩”掩蔽了“艰辛”和“危险”，外面世界的广阔掩蔽了排斥甚至吞噬，生命的快感和虚荣心掩蔽了凄凉与沧桑；远走高飞的舒展掩蔽了漂泊的酸楚与孤独，摆脱束缚的自由掩蔽了背井离乡的风尘与憔悴。 　　“前方的情景并不明确，朦胧如雾中之月，闪烁如水中之屑。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助长了人们对前方的幻想。前方使他们兴奋，使他们行动，使他们陷入如痴如醉的状态。他们仿佛从苍茫的前方，听到了呼唤他们前往的钟声和激动人心的鼓乐。他们不知疲倦地走着。”现代社会的丰富多元掩蔽了生存价值的虚无，正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红楼梦》第一回）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故事，是说摩洛哥的一个沙漠中的部落是如何理解人类的原罪的。 　　夏娃走在伊甸园里，蛇朝她爬过来。 　　“吃了这个苹果，”蛇说。 　　夏娃拒绝了，因为上帝有明确指示，不能吃园里的苹果。 　　“吃了这个苹果，”蛇劝道。“你需要在你男人眼里显得更漂亮些。” 　　“不，我不吃，”夏娃说。“除了我，他没有其他女人。” 　　蛇笑了。 　　“他当然有。” 　　夏娃不相信。蛇于是把她带到山顶上的一口井旁边。 　　“她就在井里。亚当把她藏在里面。” 　　夏娃倚向井边，水面倒映出她的身影。她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