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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视角下寻租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寻租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寻租问题在其经济增长中普遍存在。本文通过寻租问题的博弈分析阐明在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无论对于企业或是地方政府而言，寻租行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行为人的理性选择。同时指出，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寻租行为都会存在，其只能通过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将寻租行为控制在有限狭小的范围内。 　　关键词：寻租；地方政府；中央监督机构；理性行为；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02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一系列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并且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健康和稳定发展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制约。在这些制约因素中，寻租行为显得尤为突出，其不仅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而且使得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动摇和质疑。本来可以用来投入到生产性领域的资源被用于进行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这使得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受到了抑制，经济增长效率没有达到最优的状态。从这一方面说，寻租行为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然而，纵观国内国外的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得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寻租行为一定是伴随着经济体发展的全过程。 　　寻租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塔洛克在《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一文中提出来的，其认为寻租行为类似于偷窃，是以一定的福利成本为代价的。寻租行为使得本能够用于生产性投入的资源被用于非生产性的法律建设和国家执行机构的建立与维持。这大大降低了经济体运行的效率，使得经济没有实现最优化的运作。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在《寻租的政治经济学》中进一步探讨了寻租行为对于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布坎南在《寻租与寻利》中把寻租活动的根源归因于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其认为政府在资源的获得和控制等各个方面都拥有垄断的控制权、特权与优惠权，寻租活动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对于资源的特定垄断权来获得巨额的租金。 在西方经济学的定义里，“寻租活动”，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社会中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或者说是指那种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从狭义上讲，指现代社会中最多见的非生产性追求利益行为，是指利用行政法律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竞争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由此可见，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寻租这种非生产性的行为扭曲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经济的有效运行。 　　我国国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才开始关注寻租问题的经济影响，并从西方引入了其寻租理论。对于寻租与腐败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是经济学家吴敬琏，其在《腐败寻根》中认为租金与贿赂的交换中获利的政府官员与商人试图保持或扩大现有的创租范围，由此导致更多的腐败。齐仲锋在《寻租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一文中从制度建设方面阐述了寻租行为在中国的存在形态。周黎安在《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中运用博弈的方法阐明了地方政府官员在寻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其通过自身的寻租行为左右地方经济的运作和发展。巫永平则在《地方政府、寻租与产业政策》中将寻租行为与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联系在一起，进而认为产业政策的存在必定伴随着寻租行为的产生，而且合理的产业政策对于经济的贡献要大于寻租行为对于其的阻碍。 　　本文试图从微观的经济行为人这一主体入手，通过博弈论的方法阐述寻租行为在经济增长的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原因，并且从微观层面反映出在法律和市场不完全的前提下，寻租行为对于经济行为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正是由于寻租行为的理性选择性，其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很难通过非经济的手段加以限制和消除。 　　二、理论模型的建立 　　下面，本文将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寻租行为产生的微观经济原因。 　　1.假设条件。为了抽象模型，本文假设有三个博弈方：中央监督机构、企业、地方政府。在此处，国有企业这一特殊的群体并不纳入博弈的范围，因为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联系过于紧密，企业领导大多数时候还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以有利于自身企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寻租的行为一定会普遍存在。所以，此处剔除国有大型企业这一特殊的企业形式，以保证博弈三方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 　　同时，该博弈属于一次性静态博弈，博弈三方是同时做出行为选择，不存在动态调整的过程。 　　2.博弈三方的行为选择。中央监督机构是指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寻租行为所设立的单独的监督机构，其决定是否对某个地方政府实施强有力的监督与巡查，如果选择巡查监督，则其需要付出成本费用，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