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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人文传统与先进文化的构建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立国之本、民族之根，我国要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要建设适应现代化的先进文化，但构建先进文化并不能无中生有地制造，它与我们现有的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传统文化具有延续性，传统文化的深层内容，如价值概念、意识形态、心理状态等会长期延续，不断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传统文化也是良莠并蓄的，作为理性和智慧的积淀，它对现代生活有多方面的启迪，但历史的发展也检验出其中的糟粕，因此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改造，在传统文化遗产的沃土里，培育出现代先进文化之果实。以闽南文化为例，它的地域人文传统可以在当今时代先进文化的构建中得到批判性的继承。 　　现今的闽南人系由来自中原的汉族和世代居住于当地的古越族相互融合而成。南来的中原汉人逐渐成为当地的主体居民，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华文化也成为闽南传统文化的主体。然而，作为一种移民文化，在其颠沛流离、长途跋涉后，其原有的观念、伦理、习俗在新的环境中调整与扬弃，与中原本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差距；同时，它也在征服和同化土著百越人的过程中，吸收和接受了百越文化的部分习俗。因此，闽南文化是一种生活于大一统的儒家文化之下、独具边缘形态的地方传统文化，闽南人的人文精神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冒险与进取精神 　　移民迁离祖居地的冒险意识、百越族的好斗、抗争精神使闽南人养成离经叛道、铤而走险的传统。这种习俗与山高皇帝远的地理环境相结合，就形成了闽南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冒险与进取精神。同福建其他地区相比，闽南人，尤其是沿海闽南人更具有蔑视权威、奋力拼搏的独立、进取精神。自唐宋以来，闽南人就凭借着面临大海的天然优势，甘冒风涛之险，向海洋发展，进行国际贸易。特别是泉州，依托其优良的港湾，发展成闻名世界的国际贸易港口，当时的记载称‘“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虽然政府对于沿海居民出海贸易有着种种的限制甚至压迫，但仍然阻挡不了闽南人追求财富的决心。宋代莆田人刘克庄在《泉州南郭吟》中，生动形象地描述了闽南的泉州漳州一带崇商冒险的社会现象和民众心理：“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刺桐城，指泉州）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原宪是孔门弟子，陶朱指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被尊为商贾的始祖，意思是早间读书，暮晚经商）。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绝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只博黄金不博诗。” 　　闽南人的这种冒险进取的传统，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众多的漳州、泉州人冒险犯禁，下海出洋到日本、朝鲜、琉球及东南亚各地做生意，最出名的要数泉州安海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及海内外，往往是长年累月在外忙碌，以异域他乡为家。明代后期，漳州的月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又一个中心港口。这里的人们以海为田，富人出钱、穷人出力都投身于出洋贸易之中，不怕吃苦受累，甘冒生命危险，在万顷波涛之中博一己之利。 　　然而，闽南人冒险犯禁、勇于进取的作风，受到封建政府的强烈压制。为了突破官府的封锁，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一开始就带有违禁走私的性质，“亦商亦盗”的特点十分明显，如明代福建海商集团的兴起，便是因为政府的禁海政策与福建沿海人民所固有的冒险反叛精神严重冲突，促使他们走上“亦商亦盗”的道路。所以在东南沿海地方官员请求朝廷开放海禁的奏疏中常常提到，应该对私人海外贸易进行疏导管理，完全禁止只会逼使海商变成海盗。到了明代末期，漳州泉州一带的海商更形成一批有着强大武装支持的海商海盗集团，如李旦、颜思齐、刘香、杨六、杨七等，最后发展成为著名的安海郑芝龙集团，一度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 　　激烈的海盗行为，对于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无疑带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里，这种过激的行为，为冲破传统政治的束缚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当15、16世纪西方殖民者东来，企图控制东方海上贸易大权，其本身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海盗性质，西方海盗的出现给中国沿海地区和海商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中国的政府对此几乎无能为力。以闽南人为主体的中国海商敢于面对世界挑战，勇敢地拿起武器，采取武装贸易的方式，一方面继续维持与荷兰人的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又对荷兰海盗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对抗，一直到17世纪上半叶，福建海商依然能够控制东南海上贸易的主动权。 　　闽南人这种敢于冒险的进取精神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没有泯灭，在全国各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之时，晋江石狮人仍力闯“禁区”，开设“地下工厂”。1976年中央工作组在石狮拍摄的记录片《铁证如山》中说，当时“石狮街上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万元”。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冒险进取的精神被激活了，晋江陈埭的第一家乡镇企业就是靠这种精神创办起来的。现在，“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继续得到伸张，甚至地方政府也弘扬其为区域精神，以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