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管县MPA理论启示.docVIP

案例： 我国从1992年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浙江、河北、江苏、河南、安徽、广东、湖北、江西、吉林等省份陆续推行了以“强县扩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点,对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了扩权,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一些重点县。 《国家第十一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也提到“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年月日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12〕12号深入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试点，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稳步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目前的“省管县”改革主要是在财政方面，即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等方面，省财政与市、县财政直接联系，开展相关业务，县获得更多和市一级的“平等”。 　 管县体制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动或行政管理手段的变革，而且是一场深刻的地方政府制度改革和政府权力的再分配。它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城市化进程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从战略的高度，从国家宏观体制的高度，对它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交通不便、信息交流相对困难的情况下，介于省县之间的市领导县(市)体制一度充分发挥其制度优势，加快了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和经济现代化进程，使地级市政府所在地的中心城市成为地区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构筑起中国城市体系的基础骨架，适应了的需要降低管理效率，提高管理成本。 影响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信息阻滞，信息失真失落率高政令贯彻不能到位，基层意见和建议难以地反馈加大了管理成本增加社会负担更多的财力要用于人头、用于“吃饭财政”，还要消耗更多的其他可见和不可见的资源导致资源配置成本增高、效益降低。 城乡合治定位不清不利于针对城乡的各自特点进行分类管理、优化管理。城市和农村是有着质的差异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地域，在人口的结构、密度、流动性，产业结构、产业集中程度，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社会管理结构等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农村的生产和管理分散性、季节性强，城市二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集中，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大，因而对基础设施的需求量远远大于农村，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出现了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两重天现象。市管县体制往往由原来的市带县、工农互补变成了重工抑农、厚工薄农。如福建省除了9个地级市外，中小城市发展严重滞后，县级市与县的数量之比是14∶45，县级市数量与东部沿海兄弟省份有较大差距县级城市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小，区域城镇化结构呈现规模差距，这给推进福建省的城市化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 市对县域发展，虚的指导多，实的投入少。地级市职能就是两头各拉一点，即从省里下放一点，从县里上收一点。在以行政性分权为主的背景下，市管县体制本质上是城市化的区域性制度扩张，由于市县财政体制的相对独立，市县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主体，市县在经济发展中必然是竞争多于合作一些地方的“三农”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不能不说与其有一定关系。如果市本身的经济实力不强，必然出现“市刮县”现象，市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损害所辖县的利益在市管县体制实行之前的1980年，流向农村地区的财政净值为正308亿元，而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其数值便开始变为负数，且逐步增大，到1999年负值高达1169亿元。 县被统得过死，缺乏应有活力地级市这一层次管理由虚到实，便使不少县级政府的权限上收影响和干扰了县级政府发挥其自治权能。如果市、县发展水平相当，往往造成二者的不公平竞争，行政管理的上下级关系和经济发展的伙伴关系则难免滋生矛盾，往往挫伤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如果市的势力远远强于所辖县，在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内在规律作用下，即便没有市管县体制，县域经济发展也自然会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 体制组织形式缺陷 虽然采用“代管”的形式来避开法律矛盾，由于隶属关系仍然是事实上的“直管”，产生特有的“市辖市现象”，带来城市政区通名矛盾和层级的混乱。目前，大量“市长”领导下的所谓“市民”仍在从事着农业活动，这与既有的城市概念、功能不符，往往造成城市比较研究中的混乱。管理幅度不均，有悖管理原则。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数量多、规模大，市领导的县数量少；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市领导的县数量反而多。这与行政管理原则是相悖的。不少地级市管理范围太小。一般来说一个省管理15-25个左右地级市，一个县管理20-30个左右乡镇，但多数地级市只管4、5个县。管理的幅度过小，就会驱使管理事务繁琐化，各种“考核”、“创建”、“达标”层出不穷，增加基层的管理负担。 实行省直管县体制的必要性 认为我国的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