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研究的未来之路-裴钢.docVIP

科学时报 2004.12.6 裴钢院士谈--中国基础研究的未来之路 作者:王丹红????发表时间:2004-12-6????摘自:科学时报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院长裴钢院士日前在《自然》杂志举办的《自然》--中国之声论坛上谈到，我国基础研究正处于从跟踪、积累到突破的转折点，但整体的创新能力和研究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目前还不能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近十年中，我国基础研究的经费和人力都有大幅增加，但仍然缺少世界级的科学家。 如何应对，裴钢认为，对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来说，投入是基础，人才是关键，文化是灵魂，制度是保障。 ２００３年，我国政府启动了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研究项目，其中一个项目着眼于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代表国家科研机构、大学和政府科研管理部门的５０多位科学家和科研管理人员参与了该主题相关工作，裴钢便是参与者之一。 基础研究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裴钢说，现代基础研究的特点是科学与技术间有更多的交叉，科学、技术与社会间有更多的合作和竞争，科学和科学团队日益全球化，而政府的支持是关键因素。他指出，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但整体的创新能力和研究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正处于从跟踪、积累到突破的转折点，目前还不能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据了解，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０１年，我国基础研究的经费平均每年增加２２．３％，２００１年经费是１９９１年经费的６．４８倍。我国基础研究人数为７．９万人，占整个研发队伍的８．３％，但缺乏世界级的科学家。近十年来，我国科学家在ＳＣＩ收录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大幅增加，排名从１９９４年的第１５位升迁到２００２年的第６位，但论文的质量还有待提高，如果以每篇论文的平均引用数作比较参数，中国与印度接近，与国际平均引用数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那么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战略是什么呢？裴钢认为其有四个方面，即将科学家的个人兴趣与国家利益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训练和吸引世界级的科学人才；实施国家创新体系，改革基础科学的基础设施；培育适当的文化环境。首要任务是确定基础研究前沿的最优先发展方向和领域，其次确定基础科学学科的部署。 纯基础研究和国家利益基础研究 裴钢认为，基础研究前沿领域分为纯基础科学领域和国家利益需求的领域。确定纯基础科学前沿的标准是： 对基础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有良好的基础和发展潜力，比如特有的资源或地理优势； 交叉学科和新研究领域的潜在生长点。 为国家利益需要而确定的基础科学前沿的标准是： 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环境保护战略有长远和广泛的影响；有助于解决可能会成为未来技术发展瓶颈障碍的问题；能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间的联系，提高国际间竞争力。 根据以上标准，在中国，纯基础研究最优先发展的领域有７方面，即 *生命过程的量化研究和系统集成； *未来信息科学的量子控制和基础； *物质的基础结构、大尺度的物理定律和宇宙的起源与演化； *核心数学以及数学与科学技术间的相互作用； *地球系统、资源、环境和大灾难事件相互作用的过程； *创造和转化新材料的化学过程； *凝聚态物理和量子工具的研究。 国家利益所推动的最优先发展的基础研究领域也有７个方面，即 重要农产品的功能基因和分子遗传改造；人口和健康的基本问题；提升和最优化传统材料、设计和开发新材料；复杂系统的灾难性事件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形成、预测和控制；极端制造的科学基础；太空技术中多尺度、多领域的集成和复杂非线性动力学问题。 从大范围来看，科学学科由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交叉领域三大布局构成。目前在中国最优先发展的基础科学领域应该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和生物科学；应用科学领域应该是信息、能源、材料、空间、环境、农业、健康、海洋和工程学；交叉领域则应该是心理学和认识学，以及管理和经济学。 经费、人力、管理水平均需提高 裴钢认为，应该从三大方面考虑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即研究经费、人力和基础设施、管理。 裴钢说，首先应增加研究经费的投入。目前我国的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足１．５％，在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０年间，这个比例应该增加到２％，在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２０年间，这个比例应增加到２．５％。目前基础研究经费在研发经费中所占的比例为５％，这个比例在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０年间应增加到１０％，在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２０年间应增加到１５％。其次，在中央政府作为基础研究经费的主渠道以外，还应积极拓展来自地方政府和社会基金会等的多种渠道。第三，最优化基础研究经费的格局，基础研究经费分为竞争性经费和非竞争性经费，竞争性经费包括由兴趣所趋动的项目以及由目标所趋动的项目，而人力经费和设施平台经费则属于非竞争性经费。 在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议方面，目前我国大约有８７．８万人从事研发工作，其中从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