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的法律地位.pptVIP

浅谈城管的法律地位 组员：余雷、朱鹏景、张怡冰、王昊、王瑞川 导入：什么是城管？ 　 城管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原来是隶属于各市城市的建设部门，当时它的这个主管部门叫“城市建设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建设局。城管组建之初的名称叫：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当时主要任务是处理违章搭建。 后来，国家开放土地出让权，它主要被地方政府用来强制拆迁。由于地方政府用起来顺手，于是从“监察大队”升级到了“执法局”。治理街头摊贩，虽然也是城管的主要任务之一，但实际上处罚人为随意性极大，而且，现在基本上只是应付上级检查。这个行政执法局与公安局最大的不同是，它听命于各级地方政府。 这个机构是个别城市先建立起来后，各城市间领导们相互借鉴、交流后各地不同时间组建起来的。一位某市的城管之父是个文革时期的战斗队长，属于好恶斗狠之徒。他当时招幕的手下是些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无所事事的城建系统职工子弟，和一些身无长技、好恶斗狠的退役军警人员。这些人被招入后训练内容有基本体能和擒拿格斗等，明显带有暴力倾向。我至今都不知道是哪部法律规定他们可以使用警械，可以限制公民人身，甚至伤害公民人身的。也许因为他们没有象公安警察那样可以对公民人身的拘禁权，所以，只能靠打、砸来达到所谓的执法目的吧。　　 我始终觉得，把城管监察大队升格为行政执法局是极其荒唐的。工商、税务、卫生监督、技术监督、运政、路政、版权保护、渔政、港监、海监等等都属行政执法，不用暴力也不见得管不起来，唯独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养一大群打手，顶着个“行政执法局”的大招牌。问题原因不言而喻。 综合执法概念的模糊性 任意执法 无法可依，准据法 劣币驱优定理 全国政协委员杜黎明呼吁 尽快明确城管的法律地位 近年来，各地城市管理执法机构与百姓的冲突时有发生，他们在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尤其是城管法律地位备受争议，亟待切实加以解决。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在本次政协会议上公布了自己的调研报告，呼吁尽快明确城管的法律地位 民间意见认为：城管不应存在，是二元体制产物。存在改变 一、执法主体不合法。 根据《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的有关规定，从事城管综合执法必须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具备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执法主体资格。但是，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城管机构并未依照上述法定程序申报批准并取得执法主体资格，致使其合法地位受到质疑。 二 、执法依据不明确。 从实践看，城管是一个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其执法依据主要来自卫生、环保、工商、园林、规划、交管等相关领域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至今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全国性的独立法律法规或统一的规定，只是原则上规定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工作由国务院法制办总体协调。 三、执法职能不确定。 城管似乎“无所不管”，其职能与卫生、环保、工商、园林、规划、交管等部门均有交叉，且缺乏稳定性。而且，全国各大城市城管的职能差别很大，甚至部分大城市的市区县城管职能也不尽相同。 四、执法行为不规范。 依法行政要求一切国家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充分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政职能，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位，更不能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五、执法环境不顺畅 城管执法处于社会矛盾的最前沿，他们面对的行政相对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往往折射出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在这些矛盾和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在社会普遍同情弱者的舆论氛围中，执法难度之大可以想象。 六、执法体制不统一 由于各地对城管的管理模式与编制各不相同，也无统一着装规定，致使城管的体制和法制不健全，城管着装标识、履职合法性、执法人员身份、执法人员人身保障等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而挫伤了执法的积极性，使许多高素质人员不愿意加入城管执法队伍，因解决不了身份问题而转岗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严重影响了城管的队伍稳定和综合素质 建议与措施 第一，通过国家的统一立法来明确城管的法律地位。 目前，城管的权力大多来源于所属政府的决定，这显然与法治的精神相悖。如果能够认定城管执法是行政执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应该通过立法来明确城管的法律地位，对执法权限、职能职责、执法程序等进行规范。 第二，设立城管执法听证制度。 要从听证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听证告知、公开听证、听证回避、抗辩论、听证笔录、听证卷宗、举证程序等，设计出一套相对固定的专门针对城管执法的听证规定。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城管阳光执法，同时进一步避免城管执法与相对人产生激烈冲突。 　第三，进一步加强对城管执法的监督。 应建立健全城管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体系；建立健全城管执法内部监督制度；整合社会各类监督资源，避免出现监督盲区，确保执法人员依法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