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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方剂学理论的成熟和普及 成都中医药大学和中浚叶品良 一、宋元方论的肇始和方书简明倾向 方书是历代中医文献的大宗。唐宋以来，方书在积累验方的 同时，也记录与病证相关的病因、症状和临床各科治疗方法，一 些方书实际上成为包容临床各科治疗经验的著作。反而在方剂本 身的组成与变化，方义等理论研究方面注意不够。这主要与魏晋 以来，战乱频繁，医家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临床经验的记载和总 结，唐代医生社会地位不高，著书立说者不多，对理论重视不够 有关。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流行，“北宋时许多儒医对医理的 探讨，医学考试时注重理论阐述”【1J，中医界开始重视对医学理 论的探究，导致方论的产生。通常认为，方论肇始于金成无己 《注解伤寒论》。实际上北宋庞安时、朱肱、寇宗爽、南宋许叔微 等著作中已见散在方论，这与理学的影响和北宋医学教育有 关【2J。不过，它们在整个宋元方书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影响也 有限。但它实为明清方论的前奏，为之进行了必要的铺垫。 另一方面。明清方论的出现也需要方书从收载单验方向实用 名方倾向的变革，特别是方书载方数量减少的配合。收载方荆数 量动辄成千上万不利于方论的阐发和医家掌握用方加减变化，方 书载方是否精炼直接关系到方书立论的效果。宋代已有一批选方 精炼的实用方书问世，最具代表性的是《和剂局方，私家方书 也多具有此类特点。如许叔微《本事方载方300余首，严用和 170 《济生方》载方400首，《史载之方》载方90余首，多为医家士 子多年经验所得，或从它书择精选要而来，巳与唐《千金方》 《外台秘要》、宋《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兼收并蓄，以多取 胜截然不同。尤其是南宋王硕《易筒方》，载方仅三十首，作为 常用通治方，风靡一时，足见l临床医家欢迎的是简明实用的方 书。 二、明清方剂学理论的成熟 明初大型方书《普济方》由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槁组织编 写，刊于永乐四年(1406)，载61739方，集明初以前方书之大 成，为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全书有论有方，治法多样，汤 药之外。兼及针灸、按摩诸法。但因过于繁富，不易捡阅，传世 刻本极少，反而影响不大。 更多的明清方书沿着两宋简明实用方书编撰轨迹，自《普济 方》后由博返约，注意选择名方效方和讨论方剂的源流传变(如 《祖剂》)，更加重视方剂的分类、功效、方解等方剂学理论。使 方书的内涵有了新的变化，开始脱离临床各科著作，成为以讨论 方荆本身的组成变化和理论探讨的方剂学专著，使方剂学理论进 入成熟和规范的阶段，同时选方的实用化和筒约化趋向日益显 著。此外。明清研究《伤寒论诸家，对伤寒方组方法则进行了 更深入的研究，如柯琴、徐大椿。 明吴昆《医方考为方剂专著中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它上 承成无己方论传统，下开明清方剂学专著广涉各科实用名方，以 讨论方解为主要内容的编写形式。全书收方700余首，按病证分 为72门，每证前有短叙，略叙选方范畴，后列方名，药物组成， 适应证，再以主要篇幅讨论方解，详考古方之制。精研治病之 理，实现了方书从以病证为核心向以方论为核心的转化，成为明 代影响很大的方剂学专著。由此方书与临床辨证的关系淡化，成 171 为医家掌握方剂组成变化原理的著作。美中不足的是分类仍按病 证划分，未脱宋元方书巢臼。 《景岳全书》中“八略”和“八阵”实为有关方剂学的专篇。 张氏把治病立法比作战略战术，将八种治法概括为“八略”，把 选方用药比作排阵用兵，将有关方药的论述按“八阵”分列。 “八阵”有古方八阵与新方八阵之分。其中新方八阵糸景岳自创 的186首方剂。张氏这种以法类方，注重方剂功效的分类方法， 打破了千百年来方书按病分类，从属于临床各科的地位，开创了 以法统方，方随法出的方剂学理论思路。惜末能在理论上作出更 多的努力，但在创制新方，尤其在补肾方剂的组方遣药上颇多贡 献。 清罗美《古今名医方论，精选实用名方150余首，选辑名 医方论200余则，详论药性、方荆配伍和命名、病症适应症的选 择等，使医家论一病不为一病所拘，明一方而得众病之用，进一 步突出了方论在方剂专著中的地位。作者对既往方书贪大求全的 倾向十分不满，一针见血地指出“……后此继起者，莫不贵叙证 之繁，治法之备，集方之盛，求胜前人，不知病名愈多，后学愈 昏，方治愈繁，用者愈无把柄”[3】，可见方书由博返约，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