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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研究实现社会责任的路径 　　摘要：高等教育学是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应用性学科，是人们认识和研究高等教育问题的知识体系。高等教育研究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本文拟对高等教育研究实现社会责任的路径这一问题做粗浅探析。 　　总体而言，高等教育研究必须通过三个途径体现其社会责任：一是培养一个更具社会责任意识的研究者群体；二是创造、传播和阐释高等教育理念，探索和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最终对繁荣社会科学研究、引领高等教育良性发展，以及政府决策和公众价值取向产生正面影响；三是直接参与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研判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确定高等教育发展目标，甚至参与制订高等教育政策，直接作用于高等教育实践。 　　就我国的情况看，高等教育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期望也前所未有地高涨，但与此同时，学术水平的良莠不齐、学术道德和自律的缺失等等问题的凸显，也日益成为社会对于包括高等教育研究在内的学界的普遍质疑之因。这种质疑，已足以动摇决策者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信任，侵蚀学科存在与发展的根基，甚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桎梏。无论是从高等教育研究者内心的归属，还是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以及高等教育实践的角度，都有必要重拾道德的护卫，实现高等教育研究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的终极目标。 　　一、研究者对真理和理想的不懈追求——指向研究原初动力的路径 　　研究者对于真理和理想境界的向往和追求，乃是支撑研究者克服各种困难，实现研究者及其研究的社会价值的内在力量。在高等教育研究自发端至今的一百余年历程中，无数高等教育研究者以实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理想，对于大学精神的建构、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目标孜孜以求。弗莱斯纳主张学者保持象牙塔式的学术纯洁，他赞成让大学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的现实，但是不谋取权力去实施由这种研究所建议的政策。意即，心怀理想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应以学者的良知，坚持既入世（即联系社会实际）又出世（即坚持学术独立自由，不以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学术立场。赫钦斯对于学者的社会良知有这样精辟的论述——学者应该对社会的最令人困扰的问题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无法想象的问题。布鲁贝克则进一步指出，真理能够站得住脚的标准是它的客观性，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来自于德国大学所称的价值自由。德里达则对研究者如何按良心办事提出了建议，他充分理解，“在开展社会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要避免个人倾向或偏见是相当难的”，但“学者们应该记住，自己的首要责任是探索真理……研究者在进行有争议问题的研究时应该特别小心谨慎。”用大学的“智囊”和“良心”来形容高等教育研究是再恰当不过了。高等教育研究对于高等教育乃至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只有那些“在思想意识上最愿意冒险面对严重的伦理道德难题的人”（德里克语）才有勇气承担重大的研究命题。从这个意义来说，高等教育研究者是勇者，而研究者也唯有高举社会责任的旗帜，才可能从研究的起点回归精神的家园，获得良心的慰藉和事业的回馈。一旦高等教育研究失去了这样原初的动力，其研究必然迷失，陷入苍白、短视、无生命力的窠臼。 　　二、方法的科学化——指向学科建设的路径 　　当前我国关于高等教育的研究基本沿两条思路展开，即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国内高等教育研究中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不足5%，调查法的使用比例不足3%。高等教育研究科学化程度不高，其实是高等教育研究缺乏社会责任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现象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程有一定关系。在我国，尽管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一开始就是作为一门学科来建构的，但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开展研究的历史不长，仅有20多年，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教育研究历史的悠久和教育研究手段的不断完善。1893年，被誉为“高等教育研究奠基者”的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学位课程。到20世纪40年代，全美大学中大约有30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学位课程。西方崇尚实证主义的传统，也不断地为高等教育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早在1890年到1920年之间，教育研究逐渐成为一种实证的和专业的科学。大学史、大型实证调查、大学文化、大学行政等问题都进入了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视野。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高等教育研究进入新一轮的繁荣时期。1982年，伯顿·克拉克出版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专著《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他认为，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应认真地领会各学科的主要作用和它们的研究方向。 　　他系统地提出了多学科、跨国家研究高等教育的新构想。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创设出大众化、适切性、多样化、私营化、国际化等影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理念。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科学化的重视程度也明显提升，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科学化。高等教育学正式成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