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融合，古今相通――谈姚克先生在“西施”中对于历史的改写.docVIP

中西融合，古今相通—— 談姚克先生在《西施》中對於歷史的改寫 沈　雙 姚克是個學貫中西而又十分具有獨創性的劇作家。早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他就和林語堂，吳經熊等人創辦了英文月刊《天下》雜誌，向國外介紹中國文化。《天下》雜誌上不只刊登過他寫的電影評論，戲劇評論，而且還有他翻譯的中國戲曲腳本，比如「販馬記」。姚克對於傳統戲曲和戲劇的興趣可見一斑。他曾訪問蘇聯，遊學歐洲，並就讀於耶魯大學戲劇學院。對於早年的遊學經歷，他在給美國學者Edward Gunn的通信中總結道：「二三十歲的時候我曾像同時代的人一樣是易卜生的追隨者。在蘇聯，西歐旅行一番，又到耶魯戲劇學院讀書之後……我開始對於西方戲劇產生懷疑（我指的是當代的西方戲劇）。在我看來，西方戲劇對於西方觀眾已經過於艱澀，知識的成分過多，更不要說對於中國觀眾了。」 《西施》創作於五十年代中期，這時姚克已經在香港居住了十幾年了。在《西施》的劇本前言中，姚克提出了創作「中國的」新戲劇的主張，要求劇作家忌剽竊，忌模仿，反對形式至上，以觀眾為中心，不能脫離大眾。這些看法若放到姚克自己的戲劇實踐中詮釋，就是要在中西戲劇傳統中間尋求有機的結合，選擇中國觀眾所熟悉的傳統故事，賦以新的現代的戲劇形式，盡量達到雅俗共賞。這個思路源於姚克的上海經驗。五十年代的香港的文化環境雖然與上海有所不同，沒有經常上演話劇的劇場和職業劇團，排演話劇的多為由中學生、大學生組成的業餘劇團，但是姚克並沒有因為環境的不同而改變創作思想，相反，在上海時已具雛形的戲劇思想到了香港之後得以繼續發展。 姚克在戲劇「中國化」上的實踐首先體現他對於古裝戲的偏愛之上。他寫過好幾個古裝戲，除《西施》外，還有《清宮怨》、《美人計》、《楚霸王》及《秦始皇》。寫古裝戲最關鍵的一點在於如何改寫歷史。西施的故事散見於多部史書之中，但都不完整。大部分歷史敘述都把重心放在吳越相爭之上，把吳王描寫成一個荒淫無度的昏君，把越王勾踐刻畫成一個臥薪嘗膽，有恒心有抱負的正面形象，在這樣絕對的正反對立之中，西施只不過是一個工具，是一個單純平庸的愛國女子而已。明朝梁辰魚有《浣紗記》，以歌詞為主，並不重視人物的性格，事態的發展，也不能完全適應現代話劇的要求。姚克對於這些敘述都不滿意，他並不十分關心歷史的真實性，而是關心故事的戲劇性。所謂戲劇性，是要求人物性格豐滿，人物之間的衝突要在情節的發展過程中自然地體現出來。如果一開始就已經將人物定性，那麼情節無法發展，也就沒有「戲」了。 姚克在《西施》中一反傳統歷史的描述，把西施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著力刻畫西施和吳王夫差之間的張力和感情，同時在這兩個中心人物的周圍又佈置了代表各種正正反反的勢力的大臣，使得兩個個人的小故事有機地與關於國家政治，民族存亡的大敘事聯繫起來。這樣處理既沒有過於違背歷史的真實，又符合現代話劇的要求，實在是一個獨具匠心的改寫。 獻西施是文種向越王提出的「滅吳九略」中的一略。西施本是一滅吳的工具，她的命運並沒有給她提供太多的選擇，她只能是「禍水」、「妖孽」。姚克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西施塑造成一個愛國英雄，但是這仍不能給這個人物賦予更多的心理深度，使觀眾感到她除了是一個絕色美人之外，也是一個有感情有思想的真實的女人，所以姚克選擇了一條中間道路。西施既沒有自始至終地愛國，也沒有自始至終地誤國，她是卡在兩個國家之間的一個渺小的個人，是一個沒有地位的女人，但是她卻有自己的原則和審美標準。「忠」對她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做人的信念，但是「忠」並不意味著茫然地效忠於某一個政權，她對忠良有自己的看法，這體現在雖然伍子胥處處和她作對，她對他卻充滿了尊敬，因為他是個忠臣。她忠於吳王夫差，但是同時又身不由己地在吳國的滅亡之中扮演一個角色。她沒有辦法逆轉歷史，但是卻又忍不住在歷史之外表達一下她個人的要求，表現一下她自己的性格，比如除了忠之外她還要愛，她還需要能夠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的機會。春秋時期是一個亂世，周室衰微，諸侯爭霸，社會規範並沒有統一，也沒有固定下來，是可能允許西施這樣有個性的跨國英雄存在的。這一方面可以解釋成姚克對於歷史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姚克的現代思想甚至女性主義的傾向。姚克一向十分重視女性在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在他的另一部話劇《清宮怨》中，把珍妃描寫成比光緒還要堅強還要勇敢的人物。這些女人往往是受到壓抑的，她們永遠擺脫不了後宮甚至冷宮的命運，但是在生活中某些時刻，她們是有勇氣公然對抗的。 與珍妃相比，西施的性格更為複雜，姚克安排了種種戲劇衝突來反映她的性格的多面性。第一幕《獻美》中，當吳王已經聽信了伍子胥的勸告，欲將西施送回越國時，西施突然心生一計，當眾向吳王提出挑戰：「他們既將賤妾比作妹喜妲己，那不就是將大王比作桀紂了嗎？」一句話激起了吳王驕傲的脾性，把西施留了下來。這個細節體現了西施的機敏。第二幕第一景《探病》中，西施反攻為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