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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钓鱼执法”案谈我国法治之难 　　摘要：“钓鱼执法”案的频频发生对于在法治的道路上蹒跚前进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块巨大的绊脚石,在一个法治的国家里需要社会中各个不同角色拥有坚定的法律信仰作为其法治的文化基础,法治才有实现的可能。本文针对上海“钓鱼执法”案,论述了民众法律信仰的建立对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 　　关键词：法治法律信仰执法 　　一、问题的由来 　　案件回顾:2009年9月8日下午,上海市民张晖在下班途中漫长的红灯等待时间,应一名捂住腹部声称“胃痛”的男子要求搭载其上车,大约十分钟过后该男子便要求下车,张晖停下车后不料该男子却试图拔出车钥匙,随即张晖与该男子两人为了争抢车钥匙便扭作一团,此时车外约有七八名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系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突然出现,四面冲上包抄张晖,之后,该执法大队便认定张晖“非法营运”并处罚款1万元,交付罚款10天后可取车,张晖愤怒之下便起诉了行政执法大队,2009年11月19日下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钓鱼执法”事件当事人张晖诉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案进行审理,法院经审理后得出鉴于被告在庭审前已经自行撤销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存在非法运营事实,法院遂依法判决确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由执法大队承担案件诉讼费50元。 　　继此事之后,于2009年10月14日晚,好心载客的孙中界所驾驶的公司车辆也被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行政执法局以涉嫌黑车运营为由暂扣,为证清白,血气方刚的他挥刀自残。 　　“法”这一圣神的字眼是代表人类社会的符合正义的规则,正是它具备了这样一种人类共同向往的能够给人类带来尊严和主体感的品质,所以当面对追求这种正义的人定规范:“法律”时,人们才愿意去相信它,遵守它,因为人们深深的相信法律是能够“惩恶扬善”的,在如今这样一个建设“法治国家”的大环境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正是想用“法”所拥有的优良精神品格去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安定团结、长治久安,”法”所蕴含的精神品格并非只适用于某个国家或民族,正是因为它符合了人类大多数的愿望,才能够使它成为治国的方略,在一个提倡“法治的国家”支撑它的文化基础便是全民拥有信仰法律的精神风格,而什么因素会阻碍这一精神风格的形成呢? 　　上海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采用“钓鱼”的手段查处黑车,这种并不罕见的“钓鱼”执法再次在网上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此种事件已并非新闻,这次被“钓”的是普通私家车主,而车主自称自己只是好心帮一个自称胃疼的人。上海的“钓鱼执法”案自媒体曝光以来引起了非常强烈的社会反响,民众们质疑的是为什么身为国家的执法部门,喊着“依法行政”的口号却干着违法的事?这时的“法律”去了哪里,仅仅只是一种形式和摆设而已吗?让民众愤怒的是,案件的审理结果也是那么的不尽如人意,对视“法”于不顾的执法大队仅做出确认执法大队行政处罚违法及承担50元诉讼费的结果,难道这件事就这样一纸判决便可了断了吗?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失就不用再过问,面对无辜的受害者,他一个道歉也得不到吗?面对如此荒唐的“执法”事件确认其违法便可止息此事了吗?在本部门利益的驱动面前,在执法部门的眼里法律就变得那么渺小吗?而躲在民众视野范围之外的此类事件我们不知道的又有多少呢?从民众的种种“呐喊”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对法律产生了怀疑。 　　二、“钓鱼执法”引发的思考 　　(一)“法律信仰”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 　　在我国法学界,一种观点将法律信仰归纳为是:“根源于人类人性和社会生活的科学分析和理性选择,进而形成对社会法现象的信任感和依归感,以及对法的现象的神圣感情和愿意为法而献身的崇高境界。”法律信仰的培养,是为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是实现法治社会的精神条件之一。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成为公民的基本诉求和价值判断标准。它必须建立在公众的共同信仰基础上,成为绝大多数公民的内心的信仰,在法治社会的建设时期,社会主体法律信仰的程度可以体现出法治建设之路是否能够顺利走下去。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体对法律产生信仰,他们才会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执法者才能严格自律,仅有如此才能杜绝类似于“钓鱼执法”这种知法犯法、滥用职权等现象的产生,如此才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 　　(二)法律为何被质疑 　　“法治是人类精神的载体,法律信仰乃是法治的精神内核,无法律信仰便无法治可言,法治在人们的精神上表现为:社会成员将法视为永恒追求的目标和和社会生活的归宿,而绝不仅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所有这些宗教化的情感,只有社会普遍确立了法律信仰的前提下才能够构建起来”这说明法治的内在要素要求人们普遍地拥有自己的法律情感,崇尚法律、信仰法律,而上述案件的发生却动摇了民众心中对法律的守候,如今的中国,80%的法律是要靠行政机关来执行的,行政机关是执法者,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对于民众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