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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应由校长与教授“共治” 　　摘要：高校的治理模式是一个长期争论的学术话题，而教授主导或参与高校治理则是数百年以来高校治理的传统。当前，应充分认识到大学事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教授治理学校和校长人选的要求已不同于以往。当前中国高校治理的理性模式选择是建立校长与教授共治的模式，主要通过教授委员会的建立和各层级行政机构与学术机构的交叉联系得以实现。 　　关键词：大学治理：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4）06-0014-05 　　近年来，在有关中国高校管理制度的设计与理论探讨中，围绕中国高校究竟应当实行“教授治校”还是“校长治校”产生了较大的分歧。笔者认为，“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管理体制长期探索和发展的历史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在此前提下，考虑到当前中国大学事务及大学所处外部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中国高校治理的理性模式选择是建立教授与校长“共治”的模式。 　　一、教授主导或参与高校治理是高等教育的传统 　　1.“教授治校”是高校管理的发轫模式 　　“教授治校”发端于12世纪。巴黎大学的教师为了在教会神权与世俗王权的对抗中维护大学和教师自身的利益，仿效城市手工艺人的自治模式和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制度，自发成立“教师行会”，对大学管理中的各项事务（如校长推选、教师聘用、学术发展、学生遴选、课程设置等）进行自主管理，由此形成了“教授治校”的传统。19世纪初，威廉?洪堡组建柏林大学，重视大学的理论研究，主张“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以“讲座制度”来保障教授自由讲授和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而主持讲座的教授在学科发展、教学内容、聘用人员、经费使用等各方面拥有独立的权力，维护了学术的权威。此后数十年，这一模式受到西方各国高校的竞相效仿、不断完善，从而形成了以德国、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陆模式和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模式。欧陆模式中，教授基本上掌握了大学的全部决策权，不仅在学科及专业领域拥有绝对权力，而且也具有对学校事务的发言权；英美模式中，校外董事和大学教授共同执掌大学决策权，由董事会制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和资源分配原则，由大学教授组成评议会行使学术管理的权力。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较为滞后，20世纪初，高校应当采取何种治理方式受到较为广泛关注，多以“教授治校”为明确的理念。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组织评议会、教授会，还制定了《评议会规则》和《教授会组织法》，建立起北大的教授治校制度。此后，北京大学也提出过“校长治校”的模式，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了“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读书”三原则，应当是目前较早可考证的“校长治校”理念。 　　2.教授“治校”还是“治学”取决于多方因素 　　“教授治校”始自中世纪且能较快地发展.这与当时大学的特点和行会兴盛的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第一，大学有高度的自治权甚至特殊权力，如独立的审理和裁判权、免缴赋税权、免承担兵役权、罢教和迁移权。第二，大学具有比较鲜明的宗教性。中世纪的大学，“虽然不是教会。但大学却继承和保留了教会的特点”。第三，大学的结构比较简单，组织运行比较单纯，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第四，教师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地位很高。可与贵族相比。这种情况在欧洲一直持续到现代，虽然期间经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学在走向世俗化和民族化方面迈出了很大步伐，政府机构对大学的影响也日益增加，但大学教授“依然可享用社会和财富的特权，而这些特权成为有别于其他拥有特权的社会集团”，基本上延续了中世纪教授治校的模式。这些教授的团体对学院和大学进行集体统治，垄断了课程、教师任用和科学研究等各方面的决策权，这是典型的“教授治校”模式。 　　受殖民传统的影响，美国大学自诞生起就具有自治传统，又有十分明显的市场导向特征，大学需要通过迅速适应市场需求而确保自身的生存，校长和教授没有官方的色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学只能依赖校长和学校董事会迅速作出决策。而不是整天埋头做研究的教授们。长此以往，大学的权力自然就逐渐转移到管理人员手中，学校董事会和管理人员才拥有办学上的真正的话语权。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大学教授的学术权力仍然很强。哈佛大学的前校长德里克?博克认为，“教师就应该广泛控制学术活动。由于他们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因此他们最有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以及如何讲授。此外，教师还应该决定谁最有资格学习高深学问，谁已经掌握了知识并应该获得学位。更显而易见的是，教师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谁更有资格成为教授。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是他们的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侵犯的公证人。”可见，美国教授在管理上的作用发挥。相比于欧洲已大大缩小，主要地集中在“治学”上。 　　二、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