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兆龙与倪征：浮沉的职业生涯.docVIP

杨兆龙与倪征：浮沉的职业生涯 　　倪征推荐杨兆龙任 　　东吴法学院院长 　　1950年，担任东吴法学院院长24年之久的盛振为被免职后，有人推荐时任该院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倪征来担任此职，但倪征婉辞而积极推荐杨兆龙。倪征在《淡泊从容莅海牙》一书中说：“杨兆龙学业高超，且擅长行政。那时我推荐他任院长，获得全体教师赞同。”倪征何以推荐杨兆龙？他对杨为何了解？ 　　倪征（1906―2003），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我国著名的法学家。1906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府吴江县（今江苏苏州吴江）。1928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苏州东吴大学的一个分部），获法学士学位。1929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30―1931年，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1931―1945年，先后在上海东吴大学、大夏大学、持志大学讲授国际法、国际私法、比较民法、法理学等课程。1946―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提出了控诉。1948―1954年，任上海东吴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1949年上海解放后，兼任该校教务长。1954―1956年 ，任同济大学图书馆主任兼俄语教师。1956―1981年，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和条约法律司法律顾问。1981年，在联合国第36届大会上当选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任期5年。其后也一直从事法律工作。可以说，倪征是与中国20世纪法制史同行一生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的一生没有离开过一个‘法’字。” 　　倪征和杨兆龙有两层关系。第一，他们是学兄和学弟。两人都毕业于东吴法学院，杨兆龙1927年毕业，早于倪征一年；第二，他们曾是上级和下级。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成立“战犯罪证调查室”，杨兆龙担任主任，倪征为副主任。他们带领700余名工作人员，收集日寇侵华罪行材料30余万件。所以，倪征推荐杨兆龙担任东吴法学院院长时说杨“学业高超，且擅长行政”。 　　杨兆龙平时和著名法学家孙晓楼教授来往较多，而和倪征私下没有什么来往，杨家对倪征的评价是此人“为人随和，头脑灵活”。以倪征头脑之“灵活”，推荐杨兆龙不能不考虑杨的政治立场。在政治观点上，两人可谓“不约而同”，倪征对此心知肚明。 　　原来，杨兆龙担任的民国末任最高检察长一职，当局曾经想让倪征担任。倪在《淡泊从容莅海牙》一书中忆述，1948年倪征参加完东京审判之后回到南京，见到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后，他要“论功行赏”，“当场发落”。当时全国最高检察长郑烈和上海高院检察长杜保祺都辞职，据说包了专机已带家眷飞往台湾。这两个检察官职位崇高，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谢要向哲浚继任郑烈，要倪征继任杜保祺。向以年老体弱，早已逾退休年龄为借口，对谢说这次东京审判下来，心力交瘁，只愿退休回家。倪征则以已接受母校东吴法学院之聘，从事教学工作为借口，对谢婉辞。谢冠生对倪征和向哲浚的执意婉拒，未有进一步挽留。当倪征辞别后受邀去参加司法行政部一些旧同事的宴请时，谢又派他的同乡秘书王介亭来餐馆找倪。王对倪说，谢冠生要他转告倪，向先生既因年迈求退，不能坚留，而倪正值盛年，希望倪考虑继任郑烈职位，即原来想请向哲浚担任的职位。倪仍婉言解释说，既已答应东吴法学院，现在如因接受高官而出尔反尔，会对不起培育自己的母校。王介亭本来和倪很熟，深知事情不能勉强，只得颔首回去复命。 　　杨、倪为何均曾拒任 　　最高检之职 　　倪征之所以拒绝担任最高检察长，和杨兆龙起初不愿出任该职的理由是相同的，即：国民党气数将尽，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命运绑到腐败专制的战车上。他在《淡泊从容莅海牙》回忆道，我和向哲浚于1948年底从东京回国后，即去南京司法行政部冠生部长报告东京国际审判的全部过程和最后结果。当时宁沪等地情况混乱，抗战胜利后不久，重庆派出到以前沦陷区的“接收大员”，大部分是贪官污吏，气焰嚣张，到处掠夺，当时上海人对此恨之入骨，又不敢得罪他们，背后称他们为“重庆人”，带着浓厚的讽刺味道。对这种无法无天的现象，人们称之为“五子登科”，指的是“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和“女子”。1948年开始，当时的通货“法币”降值，物价飞涨，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每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市民普遍排长队去银行买黄金、美钞。不到几时，金元券又贬值，市民怨声载道。稍有积蓄的市民尚且如此，一般劳动人民更无法生活下去。沪宁情况如此，其他地方可能更甚。 　　倪征还说，我们从东京回国之前，曾用两大木箱装运数以百计的法庭审判记录本、书状稿件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收件人是上海高等法院。但这两箱珍贵资料，后来始终下落不明！① 如此腐败无能，令人痛心。曾在远东军事法庭任职过的人，几乎没有回到南京或去台湾的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