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种悲壮的坚守.docVIP

教育，是一种悲壮的坚守 ——李镇西 我越来越觉得教育是一种悲壮的坚守。因为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我们很多时候不得不在良知与现实之间进行艰难的抉择。 比如，面对由于家庭教育或以前所受学校教育的缺陷，和他自身多年养成的恶习，以及他本身存在的学习接受能力方面的缺陷（我实在不愿意说出“智力缺陷”这样的词，但不好意思，终生于还是忍不住在括号里说出来了），这个孩子不但表现很差，而且成绩糟糕。如果凭着“让每一个孩子都抬起头来”或“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良知，我们当然会对他倾注爱和智慧，让他有进步，至少“学会做人”，但是“上面”的升学压力，可能会让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孩子而“面向多数”。如果我们执意要给这个孩子以真诚的关爱，哪怕并没有耽误对大多数学生的正常教育，周围也会有人觉得我们不可思议：“有什么用啊？白费劲！”是的，教育的复杂性就在于，并非面对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只要坚持，就有奇迹”的，有时候辛辛苦苦好几年，却颗粒无收，——说“颗粒无收”是指“应试成绩”而言。事实上，我们会这样安慰自己：尽管他的成绩不好，但通过几年的努力，我已经把真善美的种子播进他的心田，在将来的岁月里，这些种子会开花结果的。 然而，很多时候这种自我安慰会被更多的惴惴不安压倒。当这个孩子离开我们流向社会，或者勉强升学之后，我们心中会有无比的惦记，更有无限的忧虑：在社会，他的将来会怎样？在新的学校，他会遇到善待他的老师吗？而这种惦记和忧虑同样会让周围的人不可理解：“人都走了，关你什么事儿啊？”是的，现行的教育体制，就是老师们“只要目的，不择手段”，“只管眼前，不管将来”，因为“分数才是硬道理”！分数成了所有学生的价格标签，也成了所有老师的全部光荣，或者耻辱！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坚守你的教育良知吗？ 很多时候，刚踏上讲台并且依然燃烧着教育理想主义激情的年轻人，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抉择面前，犹豫了，彷徨了，退却了。如果他一定要坚守他透明的理想和纯洁的教育良知，那么伴随他的很可能是孤独以及来自周围的冷眼，甚至校长的指责。 ——我所说的“悲壮”，就在于此。读者可能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上面那个沉重的“比如”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是在写自己。 熟悉我的读者，已经从我的《爱心与教育》中认识了“万同”，从《李镇西和他的学生们》中认识了“陈鑫”，这些都是让我和所有老师头疼甚至有时候感觉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毕业离开我的时候，从应试的角度看，无论万同还是陈鑫，都没有取得让我感到稍微满意一点的成绩。实际上，第一眼见到这样的孩子，我基本上就断定，他们的升学是无望的。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我曾经对许多老师说过：“明知这个孩子考不上大学，还依仗然锲而不舍地爱他，这才是真爱。因为这份爱超越了任何功利！” 要命的是，很多时候在我的班上，这样的学生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乃至全班——我曾经教过一个班，是由年级考试成绩排名最后的63名学生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坚守”是何其艰难！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品尝了坚守的孤独，所以，在1995年7月下旬，我得知我班学生取得了辉煌的高考成绩后，却怀着悲壮的心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常说 “不以成败论英雄”，但这话在中国似乎从来就未真正做到过。就目前中学教育而言，“成”的标志，从理论上讲，是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事实上，“成”的唯一标志只是学生们的升学分数以及学校的升学率。这使许多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虽然胸怀教育科学与教育民主的顽强信念，却不得不在“升学教育”的铁索桥上冒着“学生考不上大学一切都是白搭”的舆论“弹雨”，艰难而又执着地前行。 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教育评价：假如某位班主任的工作富有特色（比如班级管理尽可能交给学生，平时尽可能开展各种有益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等等），尽管在当时就可以判断出这些做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但周围舆论仍然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几年后的高考：“工作倒是蛮有新意的，可万一学生高考成绩滑波了怎么办？”“哼！就会搞一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到高考的时候可有好戏看了！”。。。。。几年后，假若学生高考成绩不错，人们会齐声喝彩：“你看，人家的班级管理那么大胆放手，而且又搞了那么多的班级教育活动，高考成绩仍然这么好，他确实有两下子！”相反，若高考成绩不理想或低于人们的期望值，同样的人也许又会说：“班级管理那么松散，还搞了那么多与高考无关的活动，高考当然会砸锅——我早就料到了！” 于是，在当代中国，几乎任何一位“优秀教师”的“优秀 事迹”的辉煌大厦，都必须以其班级大大高于所在年级、所在地区平均水平的“升学率”作为支撑的主要栋梁，否则，他的一切教育思考、探索与创新都等于零! 不能简单地说这种社会评价完全不合理。因为在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极大的国度，升学是人们今后就业竞争乃至生存竞争的最关键也最重要的途径；而且，使学生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