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道-和边防%3a东汉北方民族问题的政治分析.pdfVIP

“柔道与边防：东汉北方民族问题的政治分析 臧知非 比较两汉的边防政策，最明显的区别是西汉无论是在开国初期的被迫和亲还是在 后期匈奴的主动求亲，汉朝始终处于主动的积极地位。西汉前期的和亲虽然是被迫的， 但那是以退为进，用暂时的忍让换来相对和平，积蓄国力准备反攻；在经历了汉武帝 的主动进攻以后，和亲则是一种羁縻的手段。而东汉则不同。无论是立国伊始的刘秀 时代，还是国力已经恢复并有所发展的明帝、章帝、和帝时代，无论是对待匈奴还是 对待新崛起的羌、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地方官吏是歧视、压迫在前，中央政府是 消极退让在后；西汉是积极地移民实边，东汉则是积极地内迁边民，甚至要放弃凉州。 这个过程，近来学者多有注意①，但对其原因的分析则还有待深人，特别是迄今为止， 还没见从刘秀治国指导思想的层面分析其原因者。这个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如何认识东 汉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的形成根源．而且关系到如何把握两汉政治的差异问题，同时 也是探讨北方少数民族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故为此文，以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 认识。 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先就东汉边防政策和措施的演变作一个简单的回顾，而后分 析其原因。 刘秀立国之初，面临着和刘邦时代相同的民族问题，即北边匈奴势力发展，对汉 家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边地居民生活在匈奴的兵锋之下。刘邦在反击失败以后，被 迫采用“和亲”的方式换取北边的安定。建武初年，刘秀面对匈奴的侵扰首先是内迁 边民，在内部形势安定以后才考虑军事防御问题。刘秀的军事防御，主要是修复在战 乱中被破坏的边防亭障等军事设施，遏制匈奴的军事进攻，但是，规模有限，一次增 兵数量不过数千人而已。如建武十三年，“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 郡兵数千人，大筑亭障，修烽火”②。每郡增兵数千人，只能满足嘹望的需求，可以阻 ①参看李三谋：《东汉王朝的边疆经略》，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高荣：《东 汉西北边疆政策述评》，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10期；陈晓鸣：《筹边失当与东汉的衰亡》，载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②《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92· “l～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止小股匈奴散骑的侵扰，根本谈不上对匈奴的反击。建武年间，类似的举措经常实施， 如建武十二年，“遣谒者段忠将众郡弛刑配茂，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候，又发委 输金帛缯絮供给军士，并赐边民，冠盖相望”①等，但规模都有限。这些弛刑徒在边 境的任务是修筑亭障，嘹望军情，而不是反击。所以在修复亭障的同时，刘秀又将边 民内迁以避开匈奴的军事威胁。如：建武十三年，“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 以东”②。建武十五年，“率扬威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击匈奴，徙雁门、代郡、 上谷吏人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③。建武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 河东”④。通观建武年间的汉匈关系，对匈奴尽管有过小规模的军事反击，但目的不是 为了在军事上摧毁匈奴的军事力量，解除匈奴对汉朝威胁，即使是在军事上取得一些 胜利，不过是为了迁徙边民赢得保障而已。范哗在《后汉书·臧宫传》对光武帝的民 族政策有过洗练的概括，谓“闭玉门以谢两域之质，卑辞币以礼匈奴之使”。面对羌人 的强大，还一度因为“途远多寇，议欲弃之”，因为马援的极力劝阻，指出“破羌以 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地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⑤。 刘秀接受了马援的建议，才没有放弃凉州。 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内附，以之为汉家边 防的捍蔽，利用南匈奴的力量打击、制约北匈奴，将贾谊、晁错提出的“以蛮夷制蛮 夷”的思想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成为后来东汉边防的基本措施，无论是对匈奴，还 是对鲜卑、羌族、乌桓，“以夷制夷”成为奉行不贰的法门。对此，学界早有专门论 证，本文不予重复。 无论是内徙边民，还是有限防御，或者以夷制夷，刘秀的举措，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确实有其客观原因。东汉立国伊始，经济凋敝，在籍人口不过西汉时代的 百分之三十，城邑丘墟，哀鸿遍地，锋镝余生之民，急需休养生息。刘秀弃西域、 迁边民，其边防方针是实事求是的，对东汉初年的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确实有着重 大的积极作用。 明帝以后，经济复苏，社会发展。史称“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 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⑥。边防政策开始由消极转向积极，在西北边郡屯驻军队， 监视、出击北匈奴。同时为了增加边防力量，又尽可能少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