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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辑哲 当代中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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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即将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将从一个较深层的社会文化角度,再次将世界的目光引向北京,引向中国。中国能成为第一个承办国际档案大会的发展中国家,除经济成就和文化传统上的原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档案事业蓬勃发展,为世人所瞩目。
前12届国际档案大会均在欧美发达国家举行,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却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文化传统深厚久远、档案事业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举行的现象,充分证明了一条未必人人皆知,但却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可的“真理”:对档案的重视程度、档案事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体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理论是实践的结晶与先导。中国档案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与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进步密切相关。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对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状况作一番简要的自我审视,不仅对中国档案界有益,而且对促进中外档案界的交流,促进中外思想文化的融合,也是有益的。
一、概 况
中国有注重历史、文化,注重理性的悠久传统。档案与档案管理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代中国不仅有制度化的档案管理机构和档案管理方法,而且也有一些对档案和档案管理问题的理性认识与总结。但档案与档案管理现象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专门问题进入人们的理沦视野,则开始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自那时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中,一些学者和有理论素养的有关人士,发表、出版了一些专门探讨档案和档案管理问题的文章、著作。这些文章、著作为日后档案学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发展,国家规模意义上的档案事业建设也于50年代开始起步,相应的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学科建设也在同步进行并不断发展、完善。改革开放后,档案学学科体系基本形成,关于档案与档案管理的基础性理论研究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领域或理论形态 (其具体表现形式及名称为“档案学概论”或“档案学基础理论”)。当今中国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队伍中,不仅有大学教师、研究人员,而且有大量具体从事档案管理业务的实际工作人员;不仅有老一辈的专家、学者,而且有大量的中青年学术骨干。目前的研究内容与领域,不仅涉及档案与档案事业自身,而且开始涉及档案与其他信息的关系,档案与档案事业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总体意义与作用,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对档案与档案管理及各种信息与信息管理的客观要求等更广泛、更深层的问题;研究方法与角度日益多样化;研究成果日益深刻而成熟。对当代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进步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与先导作用。
二、基本特点
注重整体感和总体联系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与特色。这一文化传统与特色也同样体现在中国的档案事业和相应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之中,使之表现出一种极为明显的整体感与总体性。
(一)与档案事业融为一体
众所周知,中国有世界上少有的全国统一的档案事业体制。这种统一的档案事业体制和
相对(分级)集中统一的档案管理原则,不仅符合“信息只有集中管理使用才能充分发挥效用优势”的基本信息规律,而且为中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整体性理论空间与视野。中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一直以整个档案事业作为其整体性研究领域,同时也充分注意自身研究上的整体性以及与档案事业的总体对应性与关联性。不仅研究对国家档案事业总体发展意义重大的宏观性问题,而且在研究某一层次、方面乃至具体管理业务上的理论问题时,也充分注意这些问题与其他相关层次、方面、业务乃至整个档案事业的总体性关系、联系与相互影响,较少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现象。从而使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整个档案事业融为一体,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二)与档案管理实践融为一体
理论是实践在思想意识中开出的花朵,实践是理论之花生长的根基与土壤。只有深深扎根于实践并从实践中真正吸收到丰富的营养,理论之花才能开得美丽动人,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国数以千计的档案馆和数以万计的档案室的档案管理实践,是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赖以生存、发展的深厚根基与土壤,为中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中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也从来不愧对实践的馈赠,很少远离实践去进行闭门造车、孤芳自赏式的纯思辩和逻辑游戏,而是贴近档案管理实践,密切注视并及时发现、抓住实践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性的情况与问题,从理论上作出切实、中肯、客观的解释与回答。例如60年代初档案界关于“档案形成自然规律”的理论探索及其结论,就是针对当时某些档案部门热衷于发展档案工作而又不了解档案形成的客观规律,在档案收集、整理等工作中大搞种种揠苗助长、刻意追求的主观主义的人为做法与倾向,从理论上作出的正面回答;收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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