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元典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上） 中国文化史课件.ppt

中国文化史 第三章 元典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上） 本章主要内容 导言 一、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变革 二、士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 三、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 导言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的》一书中认为，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 Age）。这一时期，在世界各国文化都进入创制基本民族精神的阶段，纷纷出现专门的知识“圣贤”，如中国的孔、老、墨，印度的优波尼沙和佛陀，波斯的琐罗亚士德，巴勒斯坦的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赛亚，希腊的荷马、门巴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等。 这一时期，世界的几个文明同时出现了对人类历史、善恶取向等根本问题的思考，“人类意识”首次觉醒，进入理性思维，所创制的精神文化范式，决定其后诸民族的文化走向。“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人类其后的几千年文明发展历程，只不过是向轴心时代核心精神的不断“复兴” 。 “轴心时代”的另一重要特征是，世界各主要文明民族，在此一时段都创作出包蕴着该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元典，如印度的《吠陀》、《佛经》，希伯莱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希腊的《理想国》、《形而上学》，波斯的《古圣书》等先哲典籍，故尔这几百年间又可谓之人类文明的“元典时代” 。 中国历史上的“元典时代”，大约相当于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此一时期创制的元典及元典精神，对其后东亚文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分裂导致文化的多元发展，它不仅表现在思想意识领域，而且表现在地域风俗等各个方面。 一、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变革 东周与“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承前启后的时代 春秋战国的多元文化 东周与“春秋”、“战国”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西），是为东周。东周的前段因鲁史《春秋》记载而得名“春秋”（前770—前481），后段因列国争战而称“战国”（前481—前221）。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折时期。 东周时期，王室衰微，“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诸侯“蜂起并作”，争霸战争纷繁频仍。私有经济迅速发展，“公田不治”，“私田”开辟，井田制及其相随的赋税制度动摇，私有工商业严重冲击“工商食官”的垄断局面。“私家”与“公室”的斗争成为主要线索，前者日隆而后者愈衰。 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宗法制解体，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渡，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变为“布衣卿相，礼贤下士”。殷商西周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一去不再，大夫、庶士、家臣等社会的边缘阶层崛起，成为社会的中心，政出大夫、陪臣执掌国命、士人奔走天下固不为奇，甚至平民也可因军功而暴发凌上，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与宗法制度的解体相应，盛行了5个多世纪的礼乐制度衰落。考古发掘出的地下遗址和丧葬礼俗说明，“礼崩乐坏”一是表现为旧礼制的废止，二是表现为礼制的下移，即使用者身份等级界限的打破。 顾炎武将此种变化集中归于春秋战国之际的133年间：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时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春秋战国：承前启后的时代 春秋战国不仅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时代。 政治上，“郡县之法，已在秦先”。春秋以来秦、晋、楚等国开始在边地设立郡县，开启郡县制地方行政之先河，此后历代，郡县制与封建制长期争论不休，交替影响中国文化。诸侯群雄为了割据争霸，都采用最实用有效的政策调集资源，增强国力；与之相应，先秦诸子也纷纷提出“定于一”的各种理论设计，“以干人主”。二者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实现准备了前提。 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商周时代，文化由王室控制，全无私门著述，《庄子·天下》称其为“皆原于一”的“古之道术”，仅有的典籍如《诗》、《书》等由王室或公室文化官员（所谓“搢绅先生”）整理、授受。“礼崩乐坏”之后，搢绅先生掌握的“旧法世传”之学分解为私门之学，“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 春秋战国的多元文化 尤其是春秋末叶和战国时段，“道术将为天下裂”。一方面，一元文化离析，多元文化发展，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学术枝蘖，各门学科逐渐走上独立分化之路，如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医学、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