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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企业的若干考证和辨析 史际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一、关于公司的语源 　　公司是舶来品，而公司一词，究竟源于何时? 　　有的公司法著作称，“公司”语出庄子〔1〕，但查无实据。 经查《庄子》原文，是为“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大人合并而为公”〔2〕。此处的“公”，系用以解释包容、 协调天地阴阳万物的“道”，而非指世俗人事;文中更没有“公”、“司”二字之合用。所以，公司一词，并非中国所固有。 　　在汉语中，“公”含有无私、共同的意思，“司”则是指主持、管理，二者合在一起就是无私地主持或从事众人共同事务的意思。 　　目前所知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公司”字样，是1684年福建总督王国安上奏康熙皇帝，报告在厦门扣押了原反清的郑成功政权属下要员刘国轩和洪磊的两艘大船，内载“公司货物”若干。其原文为：“册开公司货物铅贰万陆千肆百捌拾斤，苏木壹拾贰万斤、锡肆万斤”;“开明公司货物乳香壹千玖百斤”〔3〕。至于此处所称“公司”， 究竟是指某种组织，抑或为公共或共有之意，尚不清楚。 　　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公司”，可能是郑成功时期为翻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名称，吸收公司一词的拉丁文字头“com”(含有公共、 共同的意思)的含义，创造的一个中文新词;而且，郑成功地方政权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冲突和贸易竞争中，也可能对其加以借鉴，建立了以公司为名的贸易组织或民间会社组织〔4〕。笔者赞同此说。 因为，后来“公司”之名确由发源于闽南、台湾的民间组织——天地会传承下来，如乾隆时天地会首领罗芳伯在婆罗洲创建“兰芳公司”，自任大总统;新加坡的天地会组织称为“义兴公司”，并在英国殖民当局登记注册。太平天国时，闽南和上海的小刀会(天地会的支流)，都打出了“义兴公司”的旗号〔5〕。 　　19世纪上半叶，华夏的门户被打开，西方国民涌入中国经商，国人则逐渐在商事组织的意义上来使用“公司”一词。对此所作的解释，目前所见最早为清代学者魏源(1794—1857)对西洋人的“公司”所作的描述。他生动地写道：“西洋互市广东者十余国，皆散商无公司，惟英吉利有之。公司者，数十商辏资营运，出则通力合作，归则计本均分，其局大而联”，〔6 〕实际上是把“平等主体”间的合资经营定义为公司。而在此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70年在广州设立的办事处(一说约在1715年即已设立〔7 〕)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设于雅加达的办事处，都称为“公班衙”，是为英语和荷语中“公司”一词(英company， 荷compagnie)之音、义结合的译名〔8〕。它既与西语“公司”的发音相似，而当时中国人称西洋商船的货长和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亦为货长出身)为“大班”，故该词又有“大班之衙门”的意思。其时，关于公司的译名很乱，还有“公班牙、公班卫、公班壹、甘巴尼、康邦宜”等多种关于公司的称谓〔9〕， 表明对西方的商事公司还没有固定的汉语名称。 　　从语言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以“公司”一词指称商事组织，应不是魏源的发明。由于魏源思想开放，作为林则徐等沿海大吏的幕僚处理经济事务，不但十分了解东南沿海的工商和外贸活动，而且自己也实际从商，故以学者的眼光，对人们所称的公司加以记述和解释。由此看来，在商事组织的意义上使用“公司”一词，大致年代应为19世纪初或更早一些(18世纪末)。据估计，以“公司”之名来称呼工商企业，也是由海外天地会的工商界人士返传回祖国的〔10〕。 　　魏源对公司概念的解释，对后来清朝于1904年1 月颁布的《公司律》和早年的公司法著作，都产生了影响。《公司律》中规定，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为公司;又如王孝通称：“公司者，多数之人以共同经营营利事业之目的，凑集资本，协同劳力，互相团结之组织体也。 ”〔11〕 　　二、公司与洋行、公行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司，与洋行和公行有密切的关系。但洋行的性质和形式各有不同;公行作为中国洋行的行会，与公司亦迥然有异。 　　洋行有土洋之分。中国人开的洋行，为经营洋货的牙行，是清政府授权作为外贸中介机构的特殊牙行。清初于1685年设立海关，取消市舶司，外贸由政府特许商人办理，称为“洋行”或“洋货行”，官府向其颁发执照和授权管理外商的纹章。 　　洋行间为了防止同业竞争、实行统一定价和限制散商，便成立行会组织，亦由清廷特许，称为“公行”。公行最早出现于1720年，加入公行的洋行间没有共同或连带的经营及债权债务关系;后来清政府为了方便及强化税收，实行保商制度，由官指定公行内的殷实商人承包全行的外商税饷，公行内部再互保税饷，各洋行仍是独立经营。 　　中国的洋行和公行，缺乏平等主体间合资经营的性质，自然不是公司;中国近现代的公司，亦非由此演化而来。 　　鸦片战争前后，外商、外国公司到中国做生意，逐渐采取直接在中国境内设立行号的做法，亦称为“洋行”。它与清政府特许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