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力障碍中学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的关系：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和调节作用.docVIP

听力障碍中学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的关系：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摘要：目的：调查听力障碍中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以及探讨核心自我评价、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之间关系。方法：采用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和生命意义感量表对412名听力障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有59.7%听力障碍中学生明显缺乏生命意义感；（2）在逃避维度上，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在生命热诚、生活目标、逃避三个维度以及生命意义感总分上，城镇聋生显著高于农村；（3）核心自我评价在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其他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朋友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间起调节作用。结论：.听力障碍中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应从环境一人格交互作用的视角来开展生命意义教育。 　　关键词：听力障碍中学生 生命意义感 核心自我评价 中介作用 调节作用 　　分类号：B849 　　1、问题的提出 　　生命意义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弗兰克尔提出的，他确信人类最原始动机是追寻生命意义，并不断发现其生命意义与目的（弗兰克尔，2003）。如果人们不能感受到值得为之而活的意义，就会陷入存在空虚。随着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兴起，生命意义得到广泛实证研究。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幸福生活不仅是愉悦，而且要有意义。若愉悦是快乐幸福观的重要指标，那么意义则是完善幸福观的核心指标。因为愉悦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感会短暂易逝，而有意义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感则恒久绵长。实证研究表明，个体生命意义不仅可正向预测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希望感等积极情感，亦可负向预测低自尊、抑郁、自我认同危机等消极情感。一份综述性研究报告更是指出，生命意义在个人危机和重大挫折时发挥的作用更是独一无二、无可代替的。可见生命意义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然而，相比国外生命意义研究的盛行，国内对该领域研究尚待加强，尤其是对特殊群体（比如听力障碍中学生）的生命意义研究几乎空白。为此，笔者认为探讨哪些因素有利于提高听力障碍中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并促使他们以积极心态去面对生活是十分重要的，也与我国弘扬关注弱势群体的优良传统和时代主题相一致。 　　生命意义在幸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并使一些学者转而关注生命意义感来源的研究。然而，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结果尚未统一，且具有明显“文化印记”。但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下，生命意义感的获得似乎离不开良好社会支持系统。比如，Battista和Almond认为，生命意义主要来自六种生命定向：人际（关系、爱与给予）、服务（帮助、关怀弱势群体）、理解（理论与抽象思考）、获取（获得财物、尊敬、责任）、表现（通过艺术、运动来表现自己）、伦理（政治、宗教与社会信念）。该生命定向强调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健全社会服务对生命意义的作用。Wong以加拿大人为研究样本编制了个人意义剖面图（The Personal MeaningProfile，PMP）并探索普通人关于生命意义的内部原型结构。包括关系、宗教、成就、接受、亲密感、超越和公平待遇七个方面。该原型结构亦注重良好人际关系、亲密感对生命意义的影响。此外，宋秋蓉发现，台湾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来源包括，求知、学业、活动、关系和服务五个方面。程明明等人研究表明，中国群体的生命意义来源于社会关注、自我成长、关系和谐、生活享受和身心健康五个方面。可见，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结果均显示个体的生命意义来源离不开良好关系，而社会支持系统正是为这种良好关系提供了保障。同时社会支持系统包括众多类型（比如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而这些社会支持如何影响听力障碍中学生生命意义的实证研究却尚未见报告。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提出假设1：社会支持系统能提高听力障碍中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但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作用机制不一。 　　认知理论认为社会环境是通过个体认知来影响个人行为和情感，因此听力障碍中学生的生命意义感获得很大程度取决于他对社会环境的认知评价以及形成的人格特质。实证研究表明，人格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生命意义体验。近年来，国外学者提出核心自我评价（COle self-evaluations）这一更宽泛、更高层次概念来研究人格特质。它被定义为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体系所持有最基本评价，包括自尊、控制点、神经质和一般自我效能感四种特质。Judge等人认为积极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会跨情境地、以一贯的积极态度来评价自己，他们会认为自己有能力、有价值，而且能控制自己生活，据此笔者推测核心自我评价亦可预测生命意义感。另有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核心自我评价是在社会环境与幸福感、消极情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或调节作用。中介作用的观点认为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一种人格特质，通过认知图式对外界信息加工产生指向作用，当个体面临着处境不利时（比如班级环境差，社会支持系统缺失，容易形成自我否定、怀疑的消极认知图式，导致低自我评价，从而降低幸福感，甚至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