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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类本科生选拔与培养的若干问题 　　摘 要：当前中国哲学类本科生的选拔和培养面临诸多问题。人才选拔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优秀生源缺乏、第一志愿率下降等方面。在我国现行的招生体制下，通过特殊形式的自主招生，把那些有兴趣学习哲学而且又有能力学习哲学的优秀中学生选拔出来，使他们能够以特殊的方式进入大学哲学专业学习，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问题，突出体现在学生学习兴趣不足和人才培养模式缺乏个性等方面。哲学学科具有综合性和贯通性，除专业知识的积累之外，更需注重对学生精神境界、悟性和见识的培养。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的言传身教。通过哲学的“专业史”特别是“地方的哲学专业史”教育，可以有效激发本科新生的专业兴趣，巩固他们的专业思想。通过建立充分发挥教师人格影响力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发挥教师对学生耳濡目染的潜在影响，提高哲学类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效能。近些年来，南开大学哲学院在“中学生哲学夏令营”招生模式改革、“知南开知哲学”专业史教育、“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的探索，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哲学类本科生；选拔方式；培养模式 　　当前，中国高校哲学类专业本科生从招生到培养再到就业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高考生源质量下降和入校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足。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整个哲学类专业人才的培养，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十多年间，南开大学哲学院针对这些问题，不断改革招生和培养模式，逐步形成了一套在当前中国高考制度下的招生改革方案和具有自己特色的本科生培养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当今中国哲学类本科生选拔所面临的问题与出路 　　任何一个专业的人才培养都必须从选拔人才开始，而专业人才选拔的理想状态是，在众多的适龄人口中遴选出热爱本专业而又适合于本专业学习的专门性人才。要培养出优秀的哲学本科人才，无疑也要从做好这一工作开始。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校本科阶段的人才选拔与培养始终存在着双重脱节。其一是，人才选拔与人才培养之间脱节，即作为人才选拔环节的招生由作为行政部门的招生办公室负责，而人才培养则由作为教学单位的院系负责，二者之间缺少实质性的衔接。其二是，学生报考志愿时往往只重视所报学校而不重视所报专业，服从调剂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所谓的“服从”也多是为了保证被录取到理想的学校做出的违心选择，因此就出现了所报专业志愿与专业兴趣之间的脱节。这两种脱节导致人才选拔与人才培养之间的“二元化”，形成一种在各国教育史上都极为罕见和极为特殊的招生与培养二元化结构下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当前中国的高考体制下，在这种招生与培养相脱节的二元化结构中，二者之间唯一的平衡机制是高考志愿，而由于高考志愿往往受到诸如“理想的学校”和“理想的专业”之间的平衡等现实考虑的制约，便很难反映考生的真实意愿，很难通过志愿实现“愿意学”和“适合学”的学生与特定专业之间的有效关联。 　　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高校专业分类较粗、专业设置较少，加之各专业毕业生之间在就业和收入方面差距不大，这种招生与培养之间的二元化结构对哲学类人才培养的影响并不突出。19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迅速增加和专业类别的增长，加之市场经济大潮对人们择业观念的影响，哲学类专业招生开始面临严重问题，优秀学生不愿意报考哲学类专业，第一志愿率不断下降，哲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冷门专业”。与其相应，在专业培养方面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专业志向的缺乏和专业兴趣的降低，哲学专业学生入校后要求转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许多哲学专业的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到第二学位的学业上。 　　这种入口上的问题将会给整个哲学人才培养带来长期的、严重的问题，比如，会进一步影响研究生的生源质量，进而影响整个哲学事业的发展。从目前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能是，在现有的高考招生体制下，找到一种破解人才选拔与人才培养之间相互脱节的调和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才选拔质量，以便从中学生中选拔出真正愿意学习哲学和有能力学习哲学的学生。 　　当前，中国的高考制度处于一个转变的特殊时期，这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契机。当前中国高考制度的特殊性表现在：一方面，给高校更多招生自主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各高校纷纷探讨适合于自身的自主招生方式；另一方面，为了整个社会的教育公平，国家又必须在招生上对高校的自主权进行诸多限制，高校的自主招生只能是“带着镣铐跳舞”，即只能在全国或至少在各地区统一高考的基础上拿出少量名额进行自主招生。在当今历史条件下，高考制度的这种状况必将在较长的时期内延续。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中国高考制度的总体状况和它目前所面临的这种特殊情况，为哲学类专业本科生的选拔提供了机遇，也为探索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