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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的回顾与反思 　　课程性质问题即课程“是什么”的问题，它是英语课程与教学论的一个基本问题，课程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课程目标的设定与课程实践的形态。回顾建国以来六十余年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情况发现，有关英语课程性质的界说，无论是政策文本的阐述暨教育教学的实践，还是学术研究的探讨，都一直处于变化、发展的状态，但都不尽完善。 　　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回顾 　　教育教学实践以教育教学政策为指南并深受其影响，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讲，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政策文本对课程性质的阐述即代表了教育教学对课程性质的实践。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政策文本外延甚广，但所有政策文本的精神最终都是凝聚于“教学大纲/课程标准”这一类核心政策文本之中，“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对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的阐述即代表了同期教育教学对英语课程性质的实践。 　　建国以来至二十世纪末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对英语课程性质的界定主要采用通过阐释“英语（外语）”来界定课程性质的隐性的间接表达方式，而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则采用显性的直接陈述“课程性质”的方式。[1][2] 　　建国初期至六七十年代，英语课程性质界定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浓化，本阶段的关键词走向为：“志趣培养+基础奠定”→“社会主义教育”→“交流工具+斗争工具+工具课”。 　　1951年《普通中学英语科课程标准草案》规定高中英语课程要“养成阅读和练习英语的志趣，打下进修专科用的英语基础”。1956年《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阐明，“外国语这门课程同其他课程一样，是有助于我们对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的，通过外国语的学习，还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祖国语言，发展他们的思考能力，扩大他们眼界”。1963年《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指出，“外国语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进行国际交往、促进文化交流、增进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的重要工具”，“掌握英语对吸取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技术成果，或者向友好的国家和人民介绍我们的经验，对加强与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团结各国人民共同对帝国主义作斗争，都会有许多便利”，“英语是一门工具课”。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英语课程性质界定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本阶段的关键词走向为：“斗争工具+交流工具+基础奠定”→“交流工具+基础奠定”。 　　1978年和1980年《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均载明我们“需要培养大量又红又专并通晓外语的各方面的人材”，又分别指出“在国际阶级斗争、经济贸易联系、文化技术交流和友好往来中，英语是一个重要的工具”、英语教学应“为毕业后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进一步学习和运用英语或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打好基础”（1978年），“外国语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英语教学应“为进一步学习和运用英语打好基础”（1980年）。 　　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二十世纪末，英语课程性质界定偏重彰显教育意义，“工具”一词依然贯穿本阶段全程，其余关键词走向为：“基础奠定”→“基础学科”→“人文素质”。 　　1986年《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1990年《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1993年《全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初审稿）》、1996年《全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供试验用）》、2000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均指出“外国语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获取世界各方面信息与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并分别指出英语教学应“为进一步学习和运用英语切实打好基础”（1986年），“外国语这个工具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外国语被列为我国高级中学的一门基础学科”（1990年、1993年），“外国语教学有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情感教育，有助于学生发展智力、开阔视野和提高文化素养，有利于学生发展个性和特长。因此，外国语被列为我国高级中学的一门基础学科”（1996年），“通过学习他国的语言，加深对他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学会尊重他国的语言和文化，进而更好地认识并热爱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2000年）。 　　二十一世纪以来，英语课程性质界定开始彰显对“人”的意义，本阶段的关键词走向为：“必修课程+运用能力+个性+人文素养”→“主要课程+发展+综合素养+条件”。 　　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首次明确阐述“课程性质”，要点为“外语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程”，“英语课程的学习，既是学生通过英语学习和实践活动，逐步掌握英语知识和技能，提高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过程；又是他们磨砺意志、陶冶情操、拓展视野、丰富生活经历、开发思维能力、发展个性和提高人文素养的过程”。2003年《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再次明确阐述“课程性质”，要点为“外国语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