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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写作二重性的成因及矫正策略 　　一、案例描述 　　*刚接了高三的一个班，第一次写作就让我很失望。学生的作文质量普遍很差，尤为突出的是，内容虚假、情感苍白、构思程式化、语言装腔作势，看不到任何生命个体真实的情感和内心诉求。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学生在课间草坪上嬉戏玩耍的时候，欢快、活泼、愉悦地展示青春的风采，尽情演绎人情之美和人性之美。我就叫上这几个学生说，为何不像你们刚才玩耍那样尽情、尽兴地写文章？几个学生满脸迷惑地说：“老师，那怎么可能？我们是在耍玩呢——写作文是很严肃的事，咋能这样随便呢？” 　　*班里有一个学生作文很差：语言干瘪，思路凌乱，命意不明，而且文字都是东拼西凑的。我曾私下里断言：“这个孩子是没有写作能力的！”可是当我看到这个孩子的私人博客所写的内容时却大吃一惊：语言生动，情感充沛，时有妙语，而且真切地表达对生命的爱憎。我很吃惊，对这个学生说：“你为何不像在博客一样写作文？”谁知该生回答说：“不敢，怕挨骂！” 　　二、学生写作二重性内涵和成因 　　教学中常常遇到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一边是“自由写作”（用微博、短信等形式进行的写作）的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一边是“任务作文”（在学校根据老师的要求和学习的需要而进行的各种文体的新作）的面容枯槁、荒芜衰落。我不禁在想，在日常作文训练中，有多少诗意被我们放逐？有多少感动被我们流放？又有多少真实被我们冷淡？学生的“任务写作”为何要背离“自由写作”或生命个体情感指向的真实？ 　　由此，可将学生在写作中的“二重性”概括为学生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或制约，在“任务写作”和“自由写作”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的情感倾向和美学特征，或者在“任务写作”中所表现出的和生命个体总体情感倾向相对或相反的美学特征。像上述两个案例就体现出了学生写作的二重性特征。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道统“圣化”文章的功用，不断强化文章所负载的政治教化作用，使学生对写作敬而生畏，不敢真实地表达个体生命的诉求。千百年来，我国文化道统将写文章看成是”代圣人立言”，无限“圣化”文章的功用，使文章负载沉重的政治教化和道德说教重任。特别是各种政治的干扰严重影响了写作教学的质量。语文教学也不例外，普遍存在着把文字写作看作是脱离生活的、高高在上的一种需要高攀乃至高不可攀的错误认识。不仅使学生们的写作能力难以提高，而且使他们难以具备足够的文字审美能力，更难以形成良好的写作能力。认为写作是政治人物和大作家的专利，一般人根本不具备写作的条件和资质。即便是勉强写出一两篇文章，也因众人或自己基于社会效应的考量，往往是自我否定，不敢随便示人。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的作文教学极力追求高大全的思想境界、规范的写作准则、模式化的价值标准，政治表述的难度就构成了作文的难度。一旦作文背负了过重的政治负担和教化色彩，便使作文偏离了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主导方向。大多数学生收敛内心的生命诉求，对写作敬而生畏。不难想象，让孩子们用成人的思维、成人的语言、成人的价值观、成人的审美观来“代圣人立言”，“安邦、治国、平天下”，这对于孩子们来说无异是沉重的负担。各种限定的存在，实际上是要求学生们在作文的时候要考虑很多问题，包括老师的看法、成人的看法、社会的看法，却偏偏没有学生自己的看法。这样，使孩子们丧失了写作的自由空间。其结果是，学生作文不是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表达自己的愿景，而是用干瘪的语言描述“假、大、空”的内容；紧紧隐蔽自身的生命追求和情感的渴盼，述说着别人的思想和情感。没有个性、没有诉求、没有情感、没有渴盼。笼统说教、机械的排列、统一的思想、模式化的构思成了作文的主要元素，彻底走向了“自由写作”的反面。 　　过去封建的专制文化禁锢个性的表达，严重戕害写作生态。中国漫长的封建史，催生出了专制文化。隐忍、屈从、谦卑，都是专制社会奴性文化的精神特征。千百年来，在奴化教育中，人不能站立说话，没有话语权，更没有自由写作权。因为专制社会把一切独立思考视为异端，视思想者为有罪；专制文化必定要禁锢人的自我意识，反对人的个性发展。历史上因言谈不合道统、“旁逸斜出”而获罪的不在少数；因一篇文章“标新立异”，让统治者感觉危及到自己的统治而大开杀戒，制造文字狱、株灭九族的惨剧并不鲜见。 　　写作是一种生命常态运动，是自我心灵的对话，更是生命情感、心灵不可或缺的交流方式。但是，“文化革命”倡导的“三突出”和“主题先行”原则，对创作伤害很深。时至今日，相当多的教师在指导学生写作时，仍旧非常重视学生的“思想情绪”，提出了很多倾向性的限制：哪些可以写，哪些不能写，哪些不准写；哪些事有意义，哪些事没有价值等等。尤其需要我们警惕的是，部分语文教师在作文教学中，给学生划定了很多写作的“雷区”和“禁区”，学生一旦稍有逾越，就大加挞伐。例如，不准写爱情，不准暴露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