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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教育的发展困境及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公民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发展、沉寂以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新希望都离不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支撑。中国公民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义务教育，轻视权利教育；重视群体价值，忽视个体主体性；重视人情，轻视法治等困境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紧密相关。 　　关键词：公民教育；发展困境；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3）07-0016-04 　　一 、中国公民教育的发展困境 　　目前，公民教育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和实践的教育主题，但于我国而言，“公民”和“公民教育”都是舶来品，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必然面临着本土化的困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重视义务教育，轻视权利教育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的要义》中指出，“一个人生在伦理社会中，其各种伦理关系便由四面八方包围了他，要他负起无尽的义务，至死方休，摆脱不得”。[1]确实，中国人自出生起就要负起无穷无尽的责任：在家要做好父母的子女，能与父母孝，与兄弟悌；居庙堂之高要做好君主的臣子，能食君之禄，劳君之忧，为君尽忠；处江湖之远要做好朋友的兄弟，侠肝义胆，与人有信……基于血缘和宗法的层层伦理束缚了一个人的身心，使其羁绊在无止境的伦理关系之中。这种伦理关系本质上即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乎不为自己而存在，而是为他人而存在。马克思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但处在伦理关系之中的中国人尽管背负了无穷尽的义务，却没有被承认或者被给予相应的权利。在传统社会，中国拥有丰富、具体的刑罚制度，而没有公正、广义上的法治思想或者法制制度，表现为对广大个体权利的漠视和对其义务规定的强制。所谓的家法、宗法、国法，只不过是大家长统驭家庭和国家的权术与工具，只是对普通人所应尽义务的强制规定。 　　近代以来，为了唤醒和取得民众对民主革命的支持，权利教育在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号召下兴盛起来。然而，中国近代的社会状况并没有为这种权利教育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封建官僚制的残余势力、帝国主义的殖民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倾轧，让权利教育尚未兴盛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在抗争中，个人利益被置于末位，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压倒了微不足道的个人权益。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得到扭转，新政权面临的内外交困让集体利益压倒了一切，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让权利教育失去了立足之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都有了巨大改善，但公民教育重义务教育，轻视权利教育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公民道德教育实施纲要》借“公民”之名行“道德教育”之实，强调的是新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应该具有的道德素质，目的是培养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道德民众，公民教育被淹没在整个国民教育大系统之中。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既没有聚焦于公共权力机构的制衡和运转，也没有聚焦于个体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而是聚焦于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需要的道德素养和对国家、社会、集体应尽的义务。 　　（二）工具性依附人格对主体价值的湮没 　　“说教”似乎是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的一个最明显特征。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德治的国家，思想道德教育在中国教育中具有悠久的传统。传统中国的教育强调教化，目的是为封建集权国家培养良民和顺民，因而教育施行的普遍方式是“说教”和“灌输”。这样的教育是单向的、被动的，施教者常常把自己当作教育的主体，认为自己说的就是对的，受教者只能听从和遵守。不论是在教育目的还是在教育方式方面，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公民教育都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公民教育的目标之一便是培养独立自主，具有独立人格，具有主体价值的公民。“说教”方式下，个人不需要独立的思想，只需要听从圣人之言，践履圣人之行，做一个听话的人。他可能是某人的孩子、父母、兄弟、朋友等，但唯独不是他自己，这样依附型人格下自然不可能形成个人的主体价值意识。所以，在传统封建社会里，只有臣民、草民，而没有公民。 　　鸦片战争之后，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借着日益强劲的西学东渐之风，主张以“新民德”救国家于危亡。梁启超就撰写了洋洋洒洒十余万言的《新民说》，其基本观点就是中国饱受欺凌的根源在于国民素质不高。因而，培育“新民”是国家摆脱危机的根本出路。“梁启超对于理想新民的论述以及对于国家与公民之间、国家内部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分析与西方欧美国家的公民理念与公民教育思想一脉相承。唯一不同的是梁启超培育新民的目的在于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在于兴国安邦”。[2]在梁启超那里，个人作为一个公民被发现了，但他培养新民的目标不是为了弘扬个人的价值，而是拯救民族于危亡。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的被发现不是因为主体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而是这种发现可以被当作变革社会的一种工具。这种情景下培育的新民自然不可能具有主体